作者：王海锋（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哲学生于对话，死于独白。哲学对话既是哲学家与时代、现实、经典的对话，也是哲学家自我及与其他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其深刻地蕴含着哲学家在主体性自觉与问题意识自觉中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思想观照，体现着哲学家集理论思辨与生命体验于一体的思想智慧。由陈先达先生与臧峰宇教授合著的《从历史深处走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所记录的正是一位年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耆宿和一位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思想对话。这一对话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呈现了历史深处的哲学心语。

　　以“对话”体裁为依托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观照

　　任何哲学理论都源于现实生活，凝结着哲学家对于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之辩证关系的理性反思。因此，在原初意义上，哲学家并不是依赖抽象的概念、枯燥的术语、干瘪的论断或命题以及抽象的原理来言说对于上述问题之辩证关系的理解，而是朴素地追问困扰人类的重大现实问题，以脍炙人口的箴言来言说人类的生存智慧。《谈话录》最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回归哲学的原初语境，不是板着面孔论证并言说思辨的哲学理论，而是让哲学问题在“轻松的谈话”中走向历史的深处，又从历史深处走来。

　　访谈和对话作为一种文体，能够相对灵活地传播谈话的内容，使思想的交流有真实的在场感。《谈话录》的魅力就在于，采用了访谈和对话的方式，展示了一种非正襟危坐式的谈经论道的场景。回顾哲学发展的历史，这样的场景我们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孔子的《论语》乃至于王阳明的《传习录》等经典文献中都能体悟得到。在这些经典中，“对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论证，而是以喜闻乐见的话语来言说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由此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无穷的回味。正如《谈话录》一开始便倡导：“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貌似高深，实际上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哲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关键是能在喜闻乐见的话语中分析实际问题，同时启发读者深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对话”理所当然是松散的、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在《谈话录》中，基于观点讨论的对话迸发出迷人的思想火花。例如，在《谈话录》围绕“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哲学沉思”展开的“对话”中，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当一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另一方则将其推进为“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文化结构，增加了新文化因素，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毫无疑问，这一论断意义重大。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历来备受争议，“文化中断说”“文化接续说”“文化差异说”“文化对立说”“文化互补说”等一直充斥于学界和社会之中，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困惑。《谈话录》清晰地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的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底，为中华文化重新把脉，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基本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以及未来中华文化新形态的建构等问题，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自觉和原创性贡献。由此所形成的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也就跃然纸上：中国文化内在地蕴含着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理念，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好理念变成真正的制度文明，为实现人类美好生活贡献中国智慧。

　　《谈话录》在思想的“对话”中为我们呈现了“体系化”哲学专著所不曾有的景象：“富有激情的思想是青春的模样”和“洋溢着青春模样的思想富有激情”！“当午后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他（陈先达先生——引者注）的眼中闪现着矍铄的光芒，映射着历史的厚重感”。如此般温馨的哲学“对话”，才是哲学家应有的样子和常相伴随的生活，与之相匹配的哲学必然是大众的、温馨的、可信又可爱的哲学。

　　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探索

　　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表征着重大的现实问题。“问题意识”是哲学理论创新的不二法门。《谈话录》在“问题意识”的自觉中以“对话”为依托，重新反思了“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为我们推动哲学理论的创新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站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意识到，之所以能够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就在于在“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出“行”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话录》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经验并强调，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哲学理论的时代化。《谈话录》追问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路径等问题，强调哲学的生命力在于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实践的哲学，其解释力在于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回答和解决中国乃至人类所遭遇的重大现实问题。由此强调，哲学不能沦为没有现实内容的臆想，而是要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这些讨论充分彰显了思想对话者的问题意识和主体性自觉。正是在这样一种基于问题意识的主体性自觉中，一种原创性的哲学理念被提了出来：将问题中的哲学转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加以研究，推动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和哲学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谈话录》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聚焦中国乃至人类的重大现实问题，以现实活化理论，以理论照亮现实，构建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为解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思想智慧。

　　以“学术自觉”为灵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以学理的形式推动了其自身的中国化时代化，这原则性地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创新的基本特质。《谈话录》站在大历史观的宽广视野中揭示并审视了这一基本特质，为未来的哲学理论的综合创新规划了道路。

　　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便可懂得，哲学理论的创新既在于其与伟大实践的互动，更在于基础理论层面的学理化研究。事实是，只有学理化才能让科学的哲学理论守正创新。《谈话录》恰恰体现了上述理念并主张，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彰显既已形成的学术自觉，才能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综合创新。在笔者看来，《谈话录》中所概括的“学术自觉”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所具有的两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边缘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从相互排斥走向相互对话，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二是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贡献：正是在面向现实问题的探索中，形成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分支哲学或应用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凸显了面向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方法。三是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逻辑，即在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中，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四是讨论了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辩证性的关系，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不仅体现为强调问题意识和面向现实的研究态度，而且因为其深厚的学术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是内在一致的”。五是倡导撰写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即在回答中国乃至人类重大现实问题中，创造性地推进和发展具有地域性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哲学思想。由此，作者所主张的“学术自觉”与“问题意识”或“现实性”自觉的方法论原则正式“合璧”，共同构成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创新的最佳路径。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谈话录》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需要思想而且能产生思想的时代，其言说的方式、所倡导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既是对既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研究路径的规划。阅读年龄相差48岁的两代学人围绕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展开的对话，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不仅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哲学心语，更能获得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创新的信心。时代召唤全体哲学理论工作者，不仅要走向历史深处，更应从历史深处走来，即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为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思想智慧！这应是《谈话录》给予我们最大的教益。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