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良中（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科举制度是我国隋唐以来国家人才选拔的重要措施，是一代人才的管辖。王安石于熙宁四年定贡举新制，经学一域“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确立了以本经及《论》《孟》取士的格局，元仁宗皇庆二年汉人、南人经疑于《四书》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又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疏注。”确立了《四书》与本经为科举考试内容，以及宗朱的思想倾向，为明清所承袭。《四书》义与本经义成为科举的基础，一时科举用书大量涌现，这是需要研究的一大领域，涉及经学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多方面问题，是深入了解科举内容、经义文形式、国家人才选拔价值取向、士子精神养成、民族精神建构等内容的重要文献。

　　《尚书》科举用书类型及经义文形制流变

　　《尚书》科举用书有专门截取易出题经文作经义拟题，王充耘《书义矜式》《书义主意》为开端，陈雅言《书义卓跃》踵其后。有解《尚书》全经的，形成“讲”“意”“破”基本结构，林澄源《书经精说》、袁宗道《书经翼衷演义》可为代表，林氏书则融入科举真题，实用性极强。还有以蔡沈《书集传》为基础的高头讲章，多为两节版，上节刻作者的阐释，如吴亮《书经万世法程注》、夏长庚《书经便蒙讲意》等。更有基于蔡沈《书集传》补充丰富，这一类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兼顾科举，董鼎《书传辑录纂注》、陈栎《书集传纂疏》、胡广《书传大全》为代表。

　　对考查科举经义文最有价值的是一二类，可见经义文篇章选择、经文截取中价值取向，经义文结构特点。宋以来经义文形制上有显著变化，宋魏天应《论学绳尺》已论及破题、承题、小讲、原题、讲题、结尾等结构，四库馆臣以为“实后来八比之滥觞”。元人倪士毅《作义要诀》记载了宋代经义文结构：冒子、官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行文重对仗，多冗长繁复。元代简化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结构。明初定八股体式，但学界对八股文有源于王安石经义、明太祖与刘基制定及起于成化等说法，宋元经义文虽有定律，但不是标准八股文。《明史·选举制》认为八股为“太祖与刘基所定”“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洪武十八年探花黄子澄会试卷“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犹存，文凡六对偶句，严格的八股文未成型。顾炎武指出“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十一年，会元王鏊会试卷“周公兼夷狄、驱野兽而百姓宁”已是标准的八股文，此后八股文就成为科举时文的通称，但明清两代科举时文并非完全遵循八股定制。袁宗道《书经翼衷演义》对一节经文处理为“讲”“意”“破”三大部分，“讲”主要在于疏通文脉大意，“意”重在阐明经文结构、关键词、核心精神，“破”就是如何破题。这种“讲”“意”“破”解经结构，显然是针对科举士子而作的。借此可了解经义文结构梗概。

　　科举术语考查

　　科举用书有很多专有名词，这些专有名词是科举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理清这些术语是读懂这类书籍的基础。陈雅言《书义卓跃》提出了很多题格，如本效格、双放格、头脚格、双重格等等，为举子提供可以模拟的范式，是科举逐渐走向程式化体现。本效格是把一节经文分为两截，一为根本，一为效果。如《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此是“本效题。在克明俊德截，上一句是德之体，下六句是德之用。”尧明俊德是九族睦、百姓明、万邦和、黎民雍的根本，九族睦、百姓明、万邦和、黎民雍是明俊德的功效。本效是一种典型的题格，经义文以阐扬“本”为核心。双放格所涉经文或并列平举，或相反相成阐释则需平行展开。如《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是典型的“双放题”，在“莫与争能”截，上截是言不矜及其效，下截言不伐及其效。头脚格是以人身为喻，“头”是纲，“脚”是具体的展开，体现为纲目结构，旨在处理语意有轻重的经文。如《伊训》“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方懋厥德”以上是一头，“罔有”至“不宁”是一脚，末句是一脚。君王德修则天道顺，万物各得其所，君懋德是一节纲领。陈雅言还提出了“下重格”，即后一截是经义重心；“双重格”上下截经文同等重要；“申重格”以譬喻为说，又需明言陈述。

　　袁宗道则提出平看、重看、对看等术语。平看多指几句经文语意之间是并列关系，如《舜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袁氏认为“四句或平看。”即四句是并列关系。与之相对的是“抑扬看”，即王充耘所谓“神有尊卑，故祭有先后，所以先上帝，次六宗，次山川，而后及群神。”鬼神以上帝为尊。“重看”是揭示经文需要着重阐释之处，经义文必须拈出经文语意重心浓墨重彩书写方能动人。《多方》“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一节，“四‘尔乃’字重看。”经义要揭示出殷顽民反复无常，四“尔乃”反复以加强指斥语气。“对看”是揭示经文间或相互照应，或相反相成关系。如《洪范》庶征畴“以休、咎对看。”经文休、咎对说，经义文则需休、咎两扇展开。

　　《尚书》义选篇及价值取向

　　截取经文拟题的著作，其选篇选目与《尚书》乡、会试题结合，最能观照科举时代的价值取向。《尚书》科举拟题类著作对于经书篇目及内容有明晰的价值倾向，如王充耘《书义矜式》选取了《尚书》34篇94条，其《书义主意》截取《尚书》41篇200条，条目最多的三篇《洪范》《舜典》《大禹谟》。元代九科乡、会试出题《洪范》8次，《立政》4次，《大禹谟》《皋陶谟》3次，《益稷》《禹贡》《汤诰》《召诰》2次。据林源澄《书经精说》及侯美珍统计，明代会试中出题最多五篇《洪范》《益稷》《皋陶谟》《大禹谟》《立政》，乡试出题最多五篇《洪范》《大禹谟》《益稷》《禹贡》《舜典》。《洪范》作为治国大法出题最多，其次是记载嘉言善政的《大禹谟》《益稷》及含有大一统观念的《禹贡》，出题最多的几篇涉及三代善治，圣君贤臣的德政及功业。

　　不拟题篇章各代基本相同，王充耘《书义矜式》未拟题有二十四篇，《书义主意》未拟题十七篇，陈悦道《书义断法》未拟题有十六篇。据侯美珍统计及林澄源《书经精说》，明代今存会试六十二科335道题、各地乡试1696题，乡试完全不出题的有《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顾命》《秦誓》七篇，会试不出题的多出《五子之歌》《胤征》《微子》《泰誓（上、中、下）》《金縢》《大诰》《微子之命》《蔡仲之命》《费誓》十一篇，乡、会试不出题共十八篇。诸《誓》或指斥昏君无道，或敌方失德，或严军纪以戮孥为诫，口气森寒，具杀伐之气，不合儒家思想。至于汤放桀、武王弑纣更是执政者大忌。儒家罕言征伐之事，《大诰》讨叛词气严厉，除诸《誓》外，篇中凡涉诛伐之事皆不出题。《五子之歌》批评太康失德失位，《西伯戡黎》《微子》指斥商纣王昏庸误国，《高宗肜日》载祈神徼福之事，很难有正面价值观念阐发。《金縢》载周公与成王微妙关系常为后世僭主利用，《顾命》《康王之诰》涉及君王之死，皆为大忌讳。《文侯之命》平王暗弱之主，不可为天下式。整体思想有违碍的篇章就很难出题了，局部有价值的话语无法改变思想观念的整体缺陷。

　　同理，整体有价值的篇章，局部话语有违碍也会被搁置，或不合今制或思想有碍现实，如禅让之事、征伐之言、君臣师友等，于帝王专制时代多有违碍。如《二典》禅让之事绝不出题，《洪范》第八畴咎征经文多凶恶字样，有违正大光明之旨。经义拟题多针对修齐治平、任贤远佞、敬德慎刑等内容，经义文书写注重发掘崇高思想、宏大意义，如《虞书》载圣君尧、舜、禹及贤相及皋陶、契、稷之行事，经义文则重在发掘圣贤精神，如作《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题须“说出圣人气象方活动”。倪士毅谓“唐虞题目须要识得他气象浑厚处”，盘庚迁殷、周诰诸篇，经义文“须要见他忠厚处”，发掘出天子宽厚仁爱精神。科举以正面思想引导人，不仅是价值考量，也有政治因素，历史上不乏因出题而招祸者。永乐七年会试，邹缉等出题有《孟子节文》《尚书·洪范》九畴，被御史核奏，亦罪考官。嘉靖二十二年，山东乡试以“无为而治”为题，大结用“无作聪明以乱旧章”，“皇上震怒，以为诽谤，而御史逮捕，卒毙杖下。”《尚书》不出题或极少出题的篇章，从文体看，“誓”类指斥讨伐对象败德乱政、申言军前纪律，有杀伐之气，基本不出题。如果纯粹从应试视角读书，就必然遗落经书大量内容。

　　细考经义篇目选择，可见其鲜明的价值导向，有对士子治国理政的思考能力及思想境界的考查，且潜含士子向朝廷建言献策的思考，是驱动士子价值认同建构的方式，对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重要意义。

　　科举经义书的价值再思考

　　经义考试需要对本经和《四书》有充分的了解，对儒家思想文化、历史知识有深入的了解，读经对于举子知识建构、品行涵养、社会担当精神等都有深刻影响。举业是士子晋身、实现其人生价值和理想的重要方式，隋唐以来以举业取士，形成了“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的格局，王阳明称举业为“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举业与德业并非对立关系，明人黄希宪认为举业、致道为一事，“苟其心致道也，终日举业，莫非德性也。”取决于士子对待举业的基本态度。科举考试的倾向性、经义文的程式化使拟题成为可能，导致急功近利者可以不读本经，而直接请人拟题撰文，举子只需熟记文稿便可取得功名，这种应当是科举中的极端现象。顾炎武谓士子“《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在科举三场考中，纯粹靠押题背题取胜，这几乎是痴人说梦，对于科举的这类批评是偏激片面的。经义文借经作文，不能契合圣贤大义，有害经义的理解是存在的。过度放大科举的负面性，无法了解经义考试对于个人价值观塑造，《五经》义及《四书》义构成了科举时代民族价值体系、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的责任，这是需要认可的。

　　从经学和学术的视角来看，科举经义类著作在创新性、典要性上则有严重缺陷，依朝廷颁行的标准注本做文，创新性少；试策依据经文及经注敷衍成文，无典要可言。作文技巧是其核心，经书注疏提倡典要创新，经学研究者不关注甚至鄙弃这些文献，是在情理之中的。经义文破题、承题、讲题、结题具有严格的内在逻辑结构，正、反、合多视角的言说，同一问题的不同切入点对于士子高度概括、精确表达、逻辑思辨和多视角认识问题的能力养成具有重要意义，举子通过经义写作可以精确地把握经典、理解程朱理学精神，这对于士子价值观形成和文化认同建构有重要影响，儒家思想观念由此浸润其精神世界，以此凝结为民族基本精神。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