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清芳（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特聘教授）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在1958年出版后，很快成为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畅销书。这部作品在1959年除了被改编成话剧、京剧、新川剧等艺术形式外，还被拍摄成同名电影，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影片在全国放映，更加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同时，它也成为中国当时主动推介到海外的一部经典之作。这部反映中国现代青年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伟大作品，把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中国形象展示给世界读者，由此也成为代表新中国的新形象、新气质、新气场的一张鲜亮的国际“文化名片”。

　　陈毅称赞电影《青春之歌》：“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

　　最早提出《青春之歌》具有国际性水平的是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同志。1959年，北京电影厂的导演崔嵬、陈怀皑依据杨沫从头一年11月份就开始着手改编成四万字的《青春之歌》剧本，从3月拍摄到9月，历经五个多月的日夜赶工才摄制完成，也预定将在国庆节期间上映。陈毅等领导人先行观看审片。陈毅在看后非常兴奋，赞叹道：“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陈毅又将影片推荐给周恩来与邓颖超。周恩来与邓颖超为此专门召集电影摄制组人员、主要演员和作者杨沫等人到他们中南海的家中一起观看该片。周恩来与邓颖超看后同样也对影片赞不绝口。邓颖超后来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电影《青春之歌》海报

　　该影片在全国放映时产生了轰动效应，有的影院甚至二十四小时轮番播放，依然座无虚席，成为中国电影史中的盛事。该片位居中国电影经典之列。在199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盛会上，它成为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中的十部影片之一，在2021年还被列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活动片单。

　　杨沫在写作

　　随着小说与电影的流行与广泛传播，作者杨沫已经与这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融合为一体了。杨沫在1993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她在北京参加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见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李鹏同志是北京团的代表，他至少已参加两次大组会。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大组会时，全体代表先合影，完了，当大家向北京厅走去时，许多代表争着和他握手，当他走进我身边时，我向他伸出手去，说了一句：‘李鹏同志，我是杨沫……’他握住我的手，有些惊讶地说了句：‘啊……青春之歌’。真没想到他竟会在一刹那间把我和《青春之歌》联系起来。”

　　日本读者称：“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青春的热血和热情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女主人公林道静的生活道路，使我深受感动”

　　《青春之歌》很快成为中国当时采取类似“品牌营销”方式主动推介到海外的一部作品，这种方式即是把国内特别受欢迎的、能够代表新中国形象与时代精神的一些文学作品，不但通过改编为京剧、舞剧、连环画及电影等多种媒介形式在国内继续进行传播，而且还推广到海外进行大力宣传与广泛传播。《青春之歌》在最初对外传播时采用这种主动外宣方式，如对苏联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外宣并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它很快就以高超的民族性成就与国际性水平，满足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需求，由此转变为以海外国家在本国内主动进行吸收、传播为主的状况。

　　从1960年开始，电影《青春之歌》被推介到日本、越南、朝鲜等海外多个国家播放，果然不负众望地引发当地人们的观看热潮，受到热烈欢迎。小说作品同时被翻译为日语、朝鲜语、俄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德语、西班牙语、泰米尔语、韩语、泰语、世界语、僧伽罗语等20余种版本，更加助长了《青春之歌》在海外的广泛接受，也推动了中国红色经典在海外的成功传播。

　　这些都与《青春之歌》拥有国际性水平及价值意义密切相关，正如陈毅所称赞的那样。这部作品的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体现在女主人公林道静的形象具有生活典型性与现实真实感。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离家出走后所面临的前途未卜境遇相比，林道静这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女青年知识分子在叛离封建家庭之后却选择融入社会集体生活中，由一个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在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与社会工作实践之后，逐渐成长为一名革命者与自食其力的新人。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并投身社会生活的故事，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意义与价值。自从《青春之歌》问世以来，林道静的生活道路就启发着一代代中国青年进行思考：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才能使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不被虚度？是投入热血沸腾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个人价值与作用，还是把自己圈在个人小世界中做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这同样是全世界青年人在林道静启发下要进行思考并选择的人生问题。

　　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广州看过电影后，著文《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指出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并说：“女主人公在入党时举手向党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满了喜悦和自豪的目光凝视着红旗的神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在日本二十多个城市陆续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贝共放映了3249次，许多青年工人看过影片，纷纷提交加入日本共产党的申请。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期间，东京的大街上也出现了林道静的巨幅剧照和画像。

　　日本青年在读过小说或看过电影后深受林道静的影响与感染，甚至比中国青年更倾向于走“林道静道路”。据载，有两位年轻的日本女孩幸子与辉子就是因为都特别喜欢《青春之歌》而结缘成为知心笔友，尽管一个住在大阪，另一个在距离很远的埼玉，但是却并不妨碍二人缔结真诚的友谊，并且二人树立的共同人生目标就是“走林道静道路”。

　　《青春之歌》的艺术魅力之一正在于林道静形象产生真实可信的审美感受，以致很多海外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经常感同身受地拿她的性格特征与人生体验来对照自身，产生代入感与心灵共鸣。一位不到十九岁的日本女工三浦下图在1965年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青春之歌》读后感中说：“我试着把林道静和自己换个位置，这样一来这部《青春之歌》就一页也翻不过去了。我如果遇到这本书中的情况一定会受挫而气馁的。这本书给了我许多各种各样的教育和斗争勇气。读着这本书，在看到林道静成长的同时好像我也和她一起成长起来了。”

　　同年刚毕业的日本女学生藤田峰子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被感动得流下眼泪，她忍不住在给中国作协的信中抒发感慨：“生下来就命运不济，但并不悲观，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青春的热血和热情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女主人公林道静的生活道路，使我深受感动，以致用泪水来抑制内心的沸腾。”她还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例，谈到自己在春天毕业后因孤独感而参加一位高校老师的读书会，当几个爱读书的日本青年与老师聚在一起阅读《青春之歌》时，每个人都被林道静等年轻人的精神所感动并产生情感共鸣，同时产生非常强烈的代入感：“以老师为中心展开讨论的时候，产生我们自己也成为同志一般的错觉，感到我们的老师就像卢嘉川或者是江华似的；而且认为自己应该是林道静，并把自己的朋友看成是王晓燕……这部光辉的作品，照耀着离开学校去独立生活的我的前进道路：这将会使我无论遇到任何细小的事情也会想到林道静，想起那些卓越的同志们的形象。”

　　在朝鲜和越南，影片也深受欢迎。朝鲜广大读者在争先恐后地读过本国刚出版的译文之后，同样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其中高辉本的看法很有代表性：“《青春之歌》为什么能够这样强烈地鼓舞为正义而斗争的年轻人的热情呢？这也许是作者本人亲身体验过和林道静一样的现实生活，并且在那里成长的缘故吧！”可说《青春之歌》在当时的国际文坛中如同夜空中升起的耀眼明星，照亮并指引着异国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同样投身到事业中，以便寻找更有意义与价值的生活方式与生命色彩。

　　苏联在1959年11月出版了由翻译家尤·勒琴科与伏·弗克齐斯托娃所译俄文版《青春之歌》，其目的在于“《青春之歌》在中国国内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它将帮助苏联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中国人民一道为建设自己的光明未来——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有趣的是，本国内主要是老年人阅读它，读后还经常写信给作者杨沫，同样把林道静的故事代入自己的经历，并以此来抒发自己对青年时代的怀念与对战争生活的诸多回忆。这也说明《青春之歌》在海外传播并不仅局限于年轻人，而是被不同年龄层所接受。这个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后愈发明显，也是这部红色经典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的成功经验之一。

　　印尼华侨给杨沫写信：“林道静的命运使读者们会感到：一个革命者，难道就不能享受爱情的幸福吗？而事实却相反，在革命中成长的爱情才是最伟大的爱情”

　　《青春之歌》的国际性的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对青年人充满青春浪漫色彩的不同爱情选择的真实表现，以及对他们追求事业成就的肯定与赞扬。由于爱情生活是每一个青年人必然会经历的人生体验，也是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自然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爱情和咳嗽是无法掩饰的”，而且经历爱情生活还代表着阅历成长与思想成熟，爱情由此成为世界文学与文化中的一个永恒主题，特别是在表现青年人的青春热情与人生道路选择的国际作品中。《青春之歌》就属于此列，而这在中国红色经典中也是较为独特的。

　　在1958年发表于香港《文汇报》署名李奔的一篇文章《青春的火花——〈青春之歌〉读后感》中，作者先是指出：“小说通过林道静和其他革命青年的形象，给我们刻画了当时从苦闷、彷徨到觉醒、成长的知识分子面貌，写出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流血和斗争，也写出一部分人动摇和沉沦以致叛变而成为时代的渣滓。这本小说可以说是四十年代中国政治、社会面貌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一个真实的侧面，也是一本充满了朝气、活力、上进的美丽的青春颂诗。”接着探讨林道静的生活经历及书中的其他英雄人物事迹，然后又专门探讨林道静对两次爱情的处理，认为林道静与初恋，即第一任丈夫余永泽之间感情的破裂与分手，在于两人之间缺乏共同的爱情目标追求，而她与江华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却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生活目的”，后者“是爱情的基础，是爱情的灵魂”。这也体现了正确的爱情观与事业观。

　　《青春之歌》在印度尼西亚非常受当地华侨喜欢，一个原因同样是它对爱情故事的充分描写。华侨林育才在1959年给杨沫的信中写道：“林道静的命运使读者们会感到：一个革命者，难道就不能享受爱情的幸福吗？而事实却相反，在革命中成长的爱情才是最伟大的爱情。”

　　与当时海外读者普遍肯定《青春之歌》中的爱情故事为其“青春颂诗”增加朝气蓬勃光彩的同时，国内在《青春之歌》出版之后却持有两派意见，其中否定一派以工人郭开发表的两篇批判性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为代表，并引发《中国青年》《文艺报》先后展开大讨论，还延伸到学校、工厂、共青团等中，有四千余封读者来信讨论“怎样正确认识余永泽这个人”。当时质疑、反对的声音主要针对作者详细描写林道静与几个男青年之间的爱情纠葛，并以此为理由把《青春之歌》和林道静看作是小资产阶级作品与知识分子。虽然时任文化部长茅盾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分别撰文《怎样评价〈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不可否定》等文章反对郭开的观点，但是重点却并非像海外读者一样肯定爱情故事，而是从更宏观的理论视角来谈，像何其芳指出：“郭开同志根据的原则都是正确的。然而他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事物上来，却完全不顾实际的情况，这样他的批评就成为正确的对立物了。这正是教条主义的特点。”

　　这次大讨论事件也传播到日本。岛田政雄、三好一两位翻译家在1960年所写的《〈青春之歌〉日译本的译者后记》中，不但肯定《青春之歌》中的爱情与林道静具有的正面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可用来做这场大讨论的一个总结语：“这场争论的提出，被认为是三十年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之间的思想距离。中国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开展讨论，通过广泛、深入、彻底的讨论，以丰富现代青年思想，从而填平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的历史差距。争论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热爱主人公，肯定了作品，出现了新的口号——走‘林道静的道路’！”

　　当《青春之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在国内受到批判与冷落时，英美与欧洲等西方国家对《青春之歌》的研究、译介等传播活动却逐渐开始兴盛，特别是80年代后日本、苏联等国家因冷战结束、时代巨变等原因转向对中国最新作品的宣传，此时西方国家却反而成为它的传播重镇。

　　《青春之歌》英文版由中国翻译家南英翻译后，在1964年由外文出版社发行，之后以高度的艺术成就与青春中国的美学魅力逐渐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与中国文化参考书目，扭转了西方对新中国的诸多误解。因此在以英语国家为主的西方，对《青春之歌》与林道静的肯定性评价始终占据主流。美国学者魏克兰早在1963年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文中，谈到当时一些英美读者误会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宣传说教的因素太多，然而当他阅读这些小说后却发现包括《青春之歌》在内的诸多有趣佳作。

　　美国学者黄胄于1973年在英国出版的专著《共产主义中国的英雄与恶棍——中国当代小说对生活的反映》及1974年的文章《浩然——农民小说家》中，则把丁玲小说《莎菲女士日记》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学先锋精神的莎菲看作是林道静的雏形，认为后者是“新城市女性”，“刚从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中得到自由，要求采用一种新鲜的、全新的刻画方式”。荷兰学者佛克马、法国学者保尔·巴迪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

　　林道静的爱情故事与事业追求对全世界的妇女解放之路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如果说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成长之路的青春历程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海外传播中尚处于隐而未发的阶段，时代环境决定着海外传播重点关注的是林道静的事业追求之路与她参加革命运动的人生轨迹；那么当这个主题与80年代后流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结合，林道静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位勇敢追求女性身心解放与个人幸福的国际先驱者与开路人，且个人情爱成为推动她追求个人解放的一个重要动力，这也成为近几十年来海外流传最广的观点。如美国学者叶红玉在文章中称：“杨沫的《青春之歌》创造出两个美丽的女英雄林红和林道静。电影根据杨沫的流行小说改编，她非常明确地把林道静描写成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小说《青春之歌》日文版、英文版、朝鲜文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美国华人学者王斑在专著《崇高的历史形象》中对个人情爱与革命事业之间存在的隐秘复杂关系提出了看法：“《青春之歌》接近尾声时，林道静的爱情似乎得到了强化和扩展。在革命影片中最为感染人的景象莫过于和睦的家庭关系，亲密的同志友谊和手足之情，革命大集体节日般的欢乐。”

　　海外读者热切盼望《青春之歌》续篇：“我们希望不久林道静将以一个经过种种斗争考验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

　　日本女青年幸子和辉子在1961年给杨沫所写的信中，在结尾时提出希望能够尽快看到《青春之歌》第二部出版：“我们希望不久林道静将以一个经过种种斗争考验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海内外读者始终关心林道静在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后的命运发展轨迹，所以《青春之歌》续篇的出版成为大家共同的心愿。

　　其实，《青春之歌》电影放映之后，杨沫在1960年左右就开始筹划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下部电影剧本，而且当时已经构思好部分故事情节。然而因为疾病折磨等多种原因并未完成这个剧本。这个想法持续多年，她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中还再次表明决心要写出下半部小说。只是7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限制了她的创作，她此时创作出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另设男女主人公，而林道静与误传被杀害但实际上却被地下党救出的卢嘉川在本书结尾才偶然重逢。该书于1980年出版，但是杨沫对带有此前“三突出”创作理念等浓重时代痕迹的这本书并不满意，因此她又写了脱胎于此但几乎完全重写的个人第三部长篇小说《芳菲之歌》，于1986年出版，成为“青春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不过直到她在1989年写出“青春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英华之歌》，才真正接续上第一部中以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为主人公的故事，同时继承其中人物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形象较为饱满感人、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等艺术特征。这部作品在1990年出版，也算是给林道静、卢嘉川二人曲折多变的爱情故事与事业追求一个完满结局，更是了却杨沫多年来的心愿，尽管这个心愿延迟了30年才得到实现。《英华之歌》的背景是从1939年到1942年的冀中平原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斗争，围绕几对年轻人的爱情纠葛与矛盾展开故事。这些情节依然带有自传特征。三部曲的完成既给《青春之歌》中人物的命运画上一个句号，同样也为杨沫坎坷的爱情婚姻生活画上句号。

　　问世六十余年来，《青春之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然国内外读者对这部作品接受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对其拥有高度思想成就与精湛艺术水平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这部红色经典把林道静、卢嘉川等人所代表的充溢青春气息、除旧布新精神的青春中国儿女的形象散播到世界各地，也把一个崭新美丽、朝气蓬勃的青春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树立起来。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