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医者讲述】 

　　免疫系统是守卫人体健康的精密部队，他们会对各种物质进行识别，如果判断对人体有害，就会立即进入戒备状态并展开攻击；如果判断对人体无害，则会放行通过，和平共处。但有时候，判断出了错，就会出现人们常说的“过敏”。文昭明是著名变态反应学家，对呼吸系统过敏、婴幼儿过敏、花粉和食物过敏的交叉反应有独到认识。通过大胆设想，仔细求证，她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疑点，找到致病元凶，为变态反应学界多项临床重要发现提供了线索与思路。

　　从西藏到新疆，文昭明教授曾扎根边疆20余年，在对病人细致入微的诊治中不断精进医术。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后，她从一名儿科医生转为变态反应科医生，为许多过敏病人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难题。90岁仍坚持著书立说，用行动践行了自己学无止境、一生虚心的信条。

　　——访谈人李苑菁

　　1980年，我跟随家人调到北京，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一开始安排我在医务处工作，后来张庆松教授将我调去了变态反应科。

　　我来变态反应科不久，发现有的“哮喘”跟一般的哮喘不一样。一般的哮喘病人肺部没有阴影，但我发现有一位“哮喘”病人不但肺部有阴影，嗜酸性粒细胞和血清总IgE也特别高。通过不断查资料，我发现了一种病叫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名字虽然长，但把这个病说得很清楚，病因是变态反应性的，侵犯的部位是支气管和肺，病原是曲霉菌，主要是曲霉菌中的烟曲霉。

　　我请技术员小王帮忙查沉淀线，果真在患者的血清中查出了抗烟曲霉的沉淀抗体。后来，我们科实验室的负责人乔秉善老师在患者的痰中发现了分生孢子梗，这就说明曲霉菌在患者的支气管里生长繁殖，确诊为ABPA。这项研究后来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还获得了198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成果奖。

　　对于变态反应科的患者，病因诊断尤其重要，我是遇见什么问题就努力解决什么问题。

　　有位女病人，她说自己吃谷维素就头疼，吃另一种药就胃疼。我一想，药物过敏最容易引起的症状是皮疹、药疹啊，可她描述的症状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相信她不是装病，可能是由于心理因素引起的心因性“过敏”，需要解除她的心理障碍。我给她开了谷维素片，她拿回来之后，我又请她去验个血，在她去验血的过程中，我悄悄把她放在桌上的谷维素换成了绝不会引起过敏的面糊片。第二天她来找我，说吃了昨天开的谷维素后还是头疼。我说我给你的不是谷维素，是面糊片，她“啊”的一声，惊讶了。后来，我和她一天试一个药，直到她的思想顾虑完全解除。她回家后给我来信，说自己的病全好了。

　　还有一个病人，多次休克但找不到原因，靠每月注射一次长效皮质激素缓解症状。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忧心忡忡地找到了我。我了解到三点：第一，他每次休克都发生在饭后半小时内；第二，他每餐必喝牛奶，但不是每次喝牛奶都犯病；第三，他有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的病史，但已经很久没有用过青霉素。为了找到病人发病的原因，我找到药剂科主任李大魁，他热心地陪我去了远郊的奶牛研究所。这一调查就清楚了，原来奶牛最常犯的病是乳房炎，治疗是靠打青霉素。奶牛打了青霉素后产的奶，如果混到一般牛奶里出售，青霉素过敏的人喝了就会受影响。病因找到了，问题也就得到解决。所以说，变态反应科的工作，找原因很重要。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举办全国性的变态反应大会，影响力就扩大了，还举办进修班，给进修医生讲课。

　　1993年的一天，医院外事处突然通知我，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要资助我出国访问学习，让我自己找地方。我联系上了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那里学习了9个月。那时我已经60多岁了，仍然决心在外学出成绩来。

　　我主要是在他们的变态反应科学习，看他们出门诊，参观实验室。科里的大老板叫Lockey，我很佩服他。我在国内发现了ABPA病例，到了国外，我也在尽量了解相应的内容。Lockey给了我三本书，分别是1947年、1951年、1957年的，虽然都是老书，但提供了很多信息。我发现ABPA可追溯的最早的病例，应该是1938年的一个6岁孩子。于是我就和Lockey一起写文章，在国外发表了，我还记得其中一篇是ABPA的综述。

　　科里每天早上都有专门的学习会议，有一天他们请我讲ABPA的内容，我讲完以后他们很高兴，说精彩。我本来只在美国待半年，他们主动提出为我增加3个月的访问时间，并接纳我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国际会员，这为我了解学科最新进展提供了方便。

　　回来后，因为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变态反应，最好让老百姓也知道，我开始写医学科普书。我写了《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诊治：从婴儿到成人》《呼吸系统变态反应疾病诊断治疗学》，还有《解读过敏》《协和从医札记：关爱病人学会分析》等，加起来有上百万字。我没有其他的嗜好，就喜欢坐在电脑旁写写东西，现在退休了还在不断地写。

　　我想嘱咐成长中的年轻医生，要向病人学习，积累经验。每看过一个病人，我都会做记录。以前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可以通过电脑查询信息，只能靠自己手写记录本。我先后写了9本，记录了约9000例次病例，这对我积累经验很有帮助。

　　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共同对抗谁？对抗病魔！所以要爱病人，关心病人，不要把病魔和病人当成一回事。

　　（光明日报记者田雅婷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6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