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一年中的大雪节气，记者伴着京郊冬日的寒气，走进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工地。

　　琉璃河广为人知，源于1974年的考古发现。那一年，两座西周早期大墓的发现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历史面纱。当年由于地下水位高，两座墓葬没有发掘完整。但墓中出土的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伯矩鬲、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已是惊艳世人。

　　2021年，为高质量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强遗址展示水平，考古工作者对包括出土堇鼎和伯矩鬲的两座大墓在内的琉璃河遗址进行了再次考古发掘。

　　张冠李戴3000年 歪打正着立奇功

　　出土堇鼎的大墓这次编号为M1901。记者在现场看到，M1901外围呈圆形，很深，墓底部还有少量积水。其中一侧靠近墓壁的地方，用几块木板围成一个长方形。考古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长方形里是一套完整的车马器，包括当卢、马衔等。墓内原来水位较高，目前经过排水处理，正在逐步提取墓中文物。

　　大墓旁边的工作台上摆放了一些已经进行保护处理的出土青铜器。其中，处于“C位”的是一只铜簋。这只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应是一组，而且二者在器盖和内底都有铭文。王晶小心地拿起器盖，向记者介绍，这只簋的器盖铭文是“白鱼作宝尊彝”，而器内底铭文为“王 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而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器盖与器内底的铭文刚好与新出土的这只相反。由此，王晶他们推测，这两只簋应该是在下葬时张冠李戴了。

可能被张冠李戴的青铜簋。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

　　一错3000年！然而，正是这个错误歪打正着立了奇功：由于这两个簋是一组，所以应该是由一个人制作的，因而铭文提到的“鱼”和“圉”其实是一个人。这一发现，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身首异处”的觯盖。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

　　记者注意到，青铜簋的前面还有一件鹅蛋大小、貌似盖子的青铜器。王晶笑道：“这确实是一件觯的盖子，但这次在墓室中未发现觯。”见记者“满脸问号”，她说，几十年前的发掘中，曾出土了一个青铜觯，没有盖子。记者问：“进行过比对吗？是不是一套？”“虽然希望是，但还没有比对，所以不能贸然确定。”王晶的回答保持着考古人的严谨。

纹饰精美的戈。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光明图片

纹饰精美的戈柄。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

　　工作台一角，有一柄断戈“吸住”了记者的镜头。把戈弄断后陪葬是当时的一种常见做法，但这只戈的柄端纹饰极为精美，而且是镂空的。如果将戈刃向上，就能看到戈柄处的纹饰，仿佛是几张重合的脸，连眼睛、嘴巴都有，颇有几分“呆萌”气质。同样“萌萌哒”的，还有旁边几只猪脸面具。虽说它们是盾牌上的装饰，但这么可爱的样子，当真是御敌之物么？

猪脸面具是盾牌上的饰品。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光明图片

　　新理念贯穿 新技术加持

　　出土伯矩鬲的大墓编号为M1903，这次新出土了多件漆器，目前可辨识的有三角纹簋、豆等。但由于这些有机质一旦出土必须立即现场科技保护，迅速转移到实验室中，否则空气中的氧气会将它们严重残害。虽然记者在现场没能见到这些文物，但王晶介绍说，漆器的发现，弥补了20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随葬器使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现场负责人王晶向记者介绍青铜簋盖上的铭文。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

　　现场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次发掘，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全程参与。不仅仅是漆器，针对不同材质遗物他们会进行量身定制的文物保护。比如，对木杆、席痕、朱砂、织物等有机类文物，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发泡剂等，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后，迅速移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和保护修复。

　　王晶特意介绍了本次发掘中使用的新理念和新技术。他们在此前发掘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的发掘。这次新发掘的M1902号墓发现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还有一个它挂的铜铃铛。王晶认为，这个大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

带有头箱的大墓。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

　　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制，他们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使用这个方法后，他们取得若干个“首次”的成绩。比如，发现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还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每件出土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王晶颇有些自豪。

带有头箱的大墓。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

　　学术支撑 规划保障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琉璃河遗址的最新发掘是一次课题研究性质的主动发掘。今年年初，北京市发布了《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本次发掘就是为了解决重大学术问题，同时提升北京市大遗址保护及考古工作水平而开展的。

　　2019年至2021年，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8家单位，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了考古工作。

　　除了上文所述新发现以外，本次考古工作采用普遍勘探、重点勘探、抽样勘探相结合的方式，认定琉璃河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这一成果已体现在《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中。

　　考古还在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最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大型水井的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很高。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本次考古工作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也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有就近埋葬的情况。这一发现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家文物局刚刚公布“十四五”时期的大遗址名单，琉璃河遗址位列其中。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琉璃河遗址在北京市考古遗址公园的点位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次考古工作“是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出的北京答卷”。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用四个“有利于”来总结琉璃河考古的意义。他认为，考古成果有利于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燕国，有利于揭示京津冀一体化的文化渊源，有利于体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考古工作“将加快推动房山区文旅融合，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金名片，对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起到强大的学术支撑作用”。（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