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婧，系光明日报主任编辑

　　学人小传

　　周超凡，1936年生，浙江省平阳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系。1963年毕业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1985年调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建立中医治则治法研究室并任主任，是中医治则治法领域的开创者与学术带头人。主编《中医治则学》《周超凡临证用药经验集锦》等10余部著作。参编《全国中草药汇编》，并担任药理临床组长。曾参加6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编写，2010年获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

　　到周超凡家时，85岁的他刚刚结束90分钟时长的“名老中医百家讲坛”网络直播讲座“中医药治疗高血压认识与体会”。距离2008年正式退休已经过去13年了，但这些年周超凡从没享受过退休生活的轻松惬意，科研、教学、保健任务、医疗、评审、审稿、讲座……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对于每项工作，周超凡都没有丝毫将就和对付，也没有走任何捷径，用他自己的话讲，诀窍就是“惜时”，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中医药的学术传承和文化传播上，“让更多中医人学好中医、更多人了解中医，是我的使命所在”。

　　午后的阳光折射在客厅铺满整面墙壁的木制书架上，照亮周超凡大半生的积累与成果：《中医治则学》《历代中医治则精华》《精彩诗图话中药》《精彩诗图话方剂》，“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奖杯……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地讲起目前同时推进着的两件事：一是指导调研中医治则学教材纳入中医药大学选修课的可行性，二是促成《历代中医治则精华》《中医治则学》的英文译本出版。他说：“中医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医的灵魂，中医要传承下去、传播出去，不能丢掉思想，不能不讲理论。”

　　周超凡秉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理念，既坚守中医的思维方式、中医药理论的根本，又汲取和利用现代科研成果。近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以治则学为依托把中医的治疗思想和理论的精华传承下去、传播开来，以“教”“传”为乐。他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流淌在血液中，渗透到骨子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这样评价：“他不仅是一个中医学家，还是一个中药学家。他讲究药物原理，对很多用药讲得非常透彻，并且与时俱进，就连最新的药理成果都能在他的方子里得以体现，是当今能说清楚病、药、方的人。”

　　中医世家 少年立志

　　周超凡与中医的缘分与生俱来。1936年4月，他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一个五代传承的中医世家。周家祖上由儒而医，他的祖父周觐光，不仅喜研中医，而且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明治政法大学专门部法律科，又参加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他的父亲周志俊，幼承家学，青年时期便以医立身，同时也学习新学，是一位开明的中医。他的母亲出身平阳望族陈岙马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母亲十分注重对周超凡的培养，在他幼年开蒙时，就教他背诵唐诗宋词；稍长，又讲解《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母亲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受周家医学氛围的影响，也兼通医药。有很长一段岁月，都是周超凡的父亲坐堂看诊，母亲抓药。高高的药橱里花样繁多的饮片、忙碌的药工和往来不断的病人，是童年时期周超凡印象最深的场景。

周超凡在为患者诊病。

　　耳濡目染，周超凡幼时便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兴趣。父亲看在眼里，便有意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够为百姓解除疾苦的医者，让他诵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及《濒湖脉学》等入门书籍，还时不时带他出诊和上山采药。初中毕业时，周超凡已经能辨认上百种草药，也积累了不少临床经验。

　　1956年，我国在西（成都）、北（北京）、东（上海）、南（广州）各建了一所中医学院。周超凡在《中国青年》杂志看到了四大中医院校成立和鼓励有志青年投身中医药事业的文章，心潮澎湃。他拿着杂志，和班主任老师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理工科人才，班主任老师强烈建议周超凡攻读理工科。但周超凡的内心还是想完成父亲的心愿——“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读大学，接受系统的、科学的中医教育。”

　　1957年，周超凡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医学院，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中医大学生之一。从小县城到大都市，踏进这所中医药高等学府，有幸受教于程门雪、黄文东、石筱山、秦伯未、章次公等中医大师，周超凡兴奋不已。6年的大学时光，他只争朝夕，系统学习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药学》等课程，阅读了大量中医药经典著作，并做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在大学，周超凡认识到中西医理论体系的不同，为了让自己的知识结构更系统更全面，他也努力学习现代医药知识。“学好西医可以为我所用嘛！”周超凡回忆起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这样度过的：“每天三点一线，教室—宿舍—图书馆的生活方式，在别的同学看来或许有些枯燥，但我自己在书籍的海洋中自得其乐。”

　　课余时间，他经常跟老师出诊见习，从临床中体悟所学。读大学期间，周超凡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6年的时间，他不但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更是深深体悟到医学大家“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的治学精神。1963年，周超凡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还发表了数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医药论文，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开始全身心投入中药科研工作，主要致力于传统中药方剂理论与现代生药、药理、药化相结合的研究。

　　基层磨砺 甘之如饴

　　初到中药所，踌躇满志的周超凡，一边饱读十几部本草著作，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一边在实验室里做一些药物的动物实验。20世纪60年代，我国中医药科研刚刚起步，科研工作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寻找中医药研究的科学路径。一个药物有多种甚至数十种化学成分，在不同的方子不同的配伍或不同的用量就有不同的功效；同一个药物，在人身上是一种功效，到了动物身上却是另一种功效；一些药物在小鼠身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人身上却失灵了……诸多问题，让周超凡时常陷入困惑。他隐隐约约意识到：中药药化的研究有其科学性也有其局限性，如果撇开配伍和临床方剂，单纯分析成分，就背离了传统中医理论；中药药理和毒理的研究更不能唯成分论，也不能单靠动物实验照搬过来用在人身上。

　　周超凡意识到了“不能”，他渴望从中医临床实践中解开困惑，找到“能”走的路径。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他都要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出门诊。就是在这里，他被孟河学派大家、中医研究院元老之一杨树千先生收入门下，亲炙三年。也就在那段时间，周超凡打下了深厚的中药学功底，临床技能也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谈起那段经历，周超凡对恩师的尊崇和感激之情依然溢于言表。他说：“老师带我的时候是71岁的年纪，他精力充沛，但是一整天门诊看到最后，也是勉强支撑着。”

　　民国时期，杨树千在武汉挂牌应诊，都是给底层百姓看病，诊费便宜、方子不贵，靠车夫、船夫等劳苦大众口碑相传而成名。在调至广安门医院后，他仍然秉持初心，不开大方，不轻易开贵药。周超凡也一直传承着这一品质。

　　经过临床历练，周超凡深刻认识到，临床是中医的根本，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才是正途。此前的疑虑豁然开朗了，他坚定走上了探索中医临床和实验相结合的道路。此后60多年的科研生涯，他始终没有离开中医临床。

　　1965年，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一支支医疗队奔向了农村、山区、边疆。周超凡先后三次参加北京医疗队中医研究院分队，赴山西、湖北、江西等地进行巡回医疗、中草药的收集整理，还为西学中班讲课。

　　在山西稷山的那一年，周超凡除了尽心为当地老百姓看病，遇到突发情况，还给动物看过病。与稷山相邻的万荣，有种马出现了心脏病，当地人请周超凡去看病。那时，周超凡不知马的心脏在什么部位，更估量不清马的体重，只能边问边学，开出了炙甘草汤，研成粉灌服，马竟然痊愈了。

　　从山西返京不久，他又被派往武汉。为培养军队中西医结合人才，武汉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举办了西学中班，可连一本教材都没有。周超凡作为主讲教师，每天上午讲课，下午组织讨论、答疑、实习，晚上就自编教材。在此期间，周超凡带领学员到湖北阳新一个湖区巡诊，当地一个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孕妇临盆时突发肠梗阻，疼痛几次使她昏死过去。当地医疗水平低下，交通不便，转院显然来不及了。孕妇身兼两命，当地医生在束手无策之际，找到了医疗队，请周超凡出诊。周超凡在仔细分析病情后，根据《内经》“有故无殒”的治疗原则，果断投予加味大承气汤以泻下通腑。患者服药后，腑气得通，疼痛旋即缓解，次日顺产一女婴。此事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在参加首届全国中医药大会时，时任天津医学院副院长的吴咸中院士在学术报告中讲到了复方大承气汤治疗急腹症的应用，周超凡当即想到了这个病例，两人在治疗思路上不谋而合。

　　经历了11个月的军旅生活后，1969年，周超凡又随医疗队来到江西德兴。此次出征，他身兼两职：一是继续举办西学中班，为当地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二是整理民间地方中草药，调查中草药资源情况。虽说周超凡上山采过药，也已经具备了丰富的中药知识，但独立地、全面系统地研究地方草药，这还是第一次。为此，他深入药农中间，虚心向他们学习；钻进书本中，向前人学习；在诊病过程中，向患者学习。白天和药农一起上山采药，晚上在灯下制作中草药标本，弄清每味药的科属、药性、药效及临床应用等问题。

　　“记得有一次在采集中药标本的过程中，我被飘香的山腊梅所吸引，了解到当地老百姓用山腊梅叶治疗感冒。通过走访、口尝身试和应用，确认了山腊梅叶是一味很好的辛凉解表药。后来，在我的建议下，1977年版《中国药典》就收录了山腊梅叶，用于治风热或流行感冒、发热、咳嗽等。”离开江西回京时，他已汇集整理了100多种中药标本，并做了上千张卡片。

　　如今，回想起这段基层岁月，周超凡仍然认为，这三年是对他最好的历练，收获之大远超预期，甚至可以说是他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倾心中药 撰文修典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就在这次大会上，《全国中草药汇编》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份沉甸甸的集体荣誉凝结着周超凡的智慧和汗水。

　　从1970年参编《全国中草药汇编》到1975年开始参加《中国药典》的编写和修订，周超凡在特殊的时代开启了新的征程。他在《全国中草药汇编》的编写工作中担任药理临床组长，负责编写药理、临床两部分内容。在之前多年科研、诊疗、教学工作积累的经验基础上，他又花费了大量精力，搜集整理各地草药手册和以往研究资料，结合自己的认识，参与到《汇编》的编写工作之中。

　　1975年，周超凡开始参与第三版（1977年）《中国药典》的编写和修订工作。1985年，他被选为第5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后连任至第9届，一干就是25年。25年间，周超凡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建议修订《中国药典》对中药功能主治的表述，规范中药饮片的用量，增加关于毒性和用药安全的指导，以及根据临床需求和药物质量删除和新增部分成方制剂等；经过考证和深入研究，订正了马钱子、斑蝥、枳实、枳壳等药物的性味。再如，基于化学成分不稳定以及卫生等问题，他建议限制粪便类中药的临床应用，认为对粪便类药物盲目草率一概废除的观点或做法欠妥，尤其对五灵脂（活血化瘀药）这类临床常用而有效的药物，应该在加强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利用，1995年版《中国药典》取消了对粪便类中药的收录。再如，他对有毒矿物药（重金属类）剂量超标应用，鉴别方法、含量测定的缺失等问题忧心忡忡。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他连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牵头完成了《尽快解决中成药含朱砂、雄黄的问题》《对有毒矿物药要加强研究与限制使用》两个提案，获得多位委员联合签名后向全国政协提交。那些年，他还发表了《含铅类中药的临床应用、中毒及防治》《朱砂治病要兴利除弊》等文章。部分建议被《中国药典》采纳，《中国药典》曾经两次大幅度降低朱砂、雄黄的剂量。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仍有很多相关超剂量的成方制剂存在，从2006年至2009年，他又陆续发表了《关于〈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含朱砂（兼含雄黄）成方制剂问题的讨论》（2003）、《从牛黄解毒片（丸）看含砷中成药的安全性问题》（2006）、《应加强对朱砂、雄黄药用价值的再评价》（2007）、《朱砂、雄黄的应用概况及评价》（2009）等论文。周超凡执着坚持，不遗余力地推动有毒矿物药的兴利除弊工作，对防止医源性有毒矿物药中毒，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有着重要意义。至2010年第9版《中国药典》出版后，周超凡已经连续参与了6版药典的修订，为中药的安全应用和规范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2010年，他被授予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

　　由于年龄和精力的关系，在连任5届后，周超凡退出了药典委员会，任第十届特别顾问，仍然会为药典编纂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时至今日，周超凡仍然心系《中国药典》修订。他语重心长地说，有毒矿物药的兴利除弊、扬长避短需要国家层面组织力量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并把研究成果真正落到实处。动物身上的实验结果和用于人体的反应有所不同，不能照搬，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需要后来几代人努力去完成。2020年第11版《中国药典》出版，他对其中的变化如数家珍：“中药又新增了11种，修订了452种，其中包括穿山甲已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马兜铃和天仙藤肾毒性问题，黄连羊肝丸因含有粪便类的夜明砂被剔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周超凡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对中药复方药理的研究。彼时，中国人参蜂王浆产品由于缺乏权威性的药理、毒理研究资料和临床应用报告，在出口时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为此，美国一些药品食品研究机构和滋补品经销商联合向我国索取有关研究资料，这项研究关系着大量外汇收入和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周超凡的妻子张静楷是一名主任药师，熟悉现代生药、药化、药理、制剂等多学科知识。夫妻俩平时在事业上就是相互合作，取长补短的。周超凡接到这项任务后，深感使命重大，和爱人携手攻关，用了半年时间，二人共同完成了论文《中国人参蜂王浆的药理、毒理研究和临床应用报告》。此文在美国一经刊出，立即引起重视。美国国家药品食品管理总局（FDA）在研究核实全部资料后，为中国人参蜂王浆发放许可证，允许进口经销。此举对中药外贸作出了贡献。

　　治则治法 返本开新

　　1985年，周超凡奉命调至新成立的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主持筹建中医治则治法研究室并任主任，开始致力于中医治则治法的学科建设和治则治法理论研究。中医的治则概念，包括治疗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方证四部分，四者相互交叉渗透，相辅相成，治疗思想引领治疗方法与疗效，也决定着治则治法与疗效，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决定性基础。虽然在某些疾病的诊疗过程中，有经验的医生会根据经验判断直接开具处方，并没有标注具体的治则治法，但从药、方、法、理的角度去追溯，实际上是一整套完整的思维过程。

　　周超凡决定一步步来，首先推进一项重要工作——采撷汇集中医治则精华。他带领团队对历代中医治则文献进行全面整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们从先秦至晚清3000余种医籍中选取了300余种，将其中涉及中医治则与治疗大法的重要医论汇成《历代中医治则精华》一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院士评价说：“《历代中医治则精华》一书，既博采了历代医家纵论治则的珠玉，又撷采古典医籍治则理论的精华，开创了中医治则文献研究整理的先河。”

　　周超凡继续攀登，历经数年，完成了代表作《中医治则学》。此书的重点在于建立中医治则理论体系，并用治则治法指导临床实践。业内同行专家对《中医治则学》一书评价极高，国医大师路志正谓其“冶历代治则于一炉，集万家精髓于一编”；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研究员谢海洲赞其为“中医治则学的扛鼎之作”；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孟庆云则谓其学术“论辩醇正，法度粲然”。

　　在研究工作中，周超凡认识到，只有和临床应用相结合，中医治则治法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因而他在研究治则治法理论的同时，紧密联系临床实际，并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疑难杂病的方药和制剂。

　　在治则治法领域坚守、深耕30余年，他完成了对治则源流的考察，修订了治则的定义，明确了治则的内容并扩展了其范畴，提出中医治则的多层次性并对治则进行了层次划分，明确了中医治疗思想、治则与治法的区别与联系，实现了治则治法体系和学科的构建；同时，又将中医的原创思维、中医学的理、法、方、药贯穿其中，彰显了中医治则治法理论的实践价值。

　　“中医治疗思想受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在吸收借鉴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并确立了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辨证论治为治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治疗思想是中医治病的灵魂所在，离开了思想，中药便成了草根树皮。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中医治则学’能作为一门课程进入中医药高校，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人才，用中医思想精准指导今后的临床实践。”周超凡坦言。

　　教书育人 老牛奋蹄

　　周超凡从医已60载，回望过去，他说：“除去学习和特殊年代的磨砺，我的学术生涯，前半生是搞中药研究，后半生都扑在治则学上了。”

　　周超凡以身作则，既教书，又育人。在指导学生从事临床、科研工作时，他把平生所学悉心教授给学生。他一直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中医药学怀着浓厚的兴趣，才能深入进去；勤奋是成才的阶梯，只有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不断钻研，才能有所作为。他特别希望学生成才，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退休后，他还不遗余力广收学生，培养后辈400余名。今年5月10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主办的“周超凡学术传承大会”上，他又收下21位弟子。看到学生在进步，看到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他颇感欣慰。他说：“人的一生很短，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也没有完成，希望后学有人，并勇于超越。”

　　对于学术传承，他秉持“中医是理论医学，更是实践医学；中医是传统医学，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医学”的理念，围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实验与临床相结合，先后进行了28次专题讲座，重点讲辨证与辨病、传统药性理论与现代药理、继承古方与创立新方相结合用药的思想与经验。他时常嘱咐学生、弟子，不能抱守残缺，一定要与时俱进，在科研、临床上充分吸收和利用现代研究成果。“搞药的人要懂中医临床，才能有感性知识；搞临床的中医大夫，也要吸取现代药理研究的成果，才能与时俱进。”

　　为了增进青少年对中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 2019年、2020年，他相继编写了科普图书《精彩诗图话中药》《精彩诗图话方剂》。为了找到更能贴近孩子的叙述风格，他连续听了1年多儿童节目《小喇叭》。这两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医药文化传播开来，把中医的种子播撒在青少年一代人的心里。

　　周超凡一直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描述自己。回望60多年的学习、科研和临床经历，他说：“我的介绍里有很多头衔，但我的身份只有一个——中医人。我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坚持在中医临床和实验相结合的道路上探索中医药传承精华、发展创新之道。”

　　“不忘初心60载，中医人生渐展开”——周超凡挥笔写了这句自我总结。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0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