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善才（区域经济和传统文化研究者，著有《方维仪传》《大明奇才方以智》等，供职于中共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

　　今年是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诞辰410周年，以“集千古智”为主题的纪念方以智诞辰410周年文物展，日前在安徽省博物院开展。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龙眠愚者，“明季四公子”之一，是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比肩的杰出思想家，曾发誓要“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梁启超称方以智“有许多新理解，先乾嘉学者而发明”；历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称方以智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笛卡尔思想的中国版”；当代学者蒋国保认为，“方以智是桐城方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理论上高出明末其他各派，对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作出了划时代的建树。”

　　“早以文豪誉望动天下”

　　在“集千古智”主题文物展中，有一幅《龙眠玉峡图》，来自吉林省博物院所藏《名山图册页》，绘的是其家乡桐城龙眠山的碾玉峡。方以智曾在《龙眠后游记》里说：“余生长龙眠，岁徜徉其间。”又说：“廖一峰之右为碾玉峡。碾玉硖又余叔王父计部公寤歌地也。此地为龙眠最胜，嶙峋壁立，飞泉澎湃。坐其下，耳无雷声，泠然若有所忘。”

　　所谓“叔王父计部公”，是指他的叔祖方大铉，曾官户部主事，故称“计部公”。方大铉在碾玉峡构建有“玉峡山庄”，并自号“玉峡”。而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曾官至湖广巡抚）也在此建有“游云阁”别业，方以智在另外一篇《龙眠》随笔里说：“廖天一峰，即老父跨涧之游云阁也。”

　　方以智著作《东西均》

　　廖天一峰，又称廖一峰、寥一峰。廖一，即庄子所言“廖天一”。也许是为了让子弟在物我两忘的苦读中，追求那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意境，方家族人多在此建有读书别业。在《龙眠后游记》里，方以智称：“余幼读书处，在廖一峰下。有涧石急湍，可以流觞。”从《龙眠玉峡图》来看，廖一峰应该就是两山中间那座山峰，其右激流飞湍。在《龙眠》随笔里，方以智说：“碾玉峡漂流最壮。”可见，他年轻时也曾在碾玉峡漂流、曲水流觞。

　　秀丽的桐城山水，激发了方以智的绘画创作灵感。而他自幼酷爱书画，与家族传承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吴令仪“诗字琴画刺绣，种种精绝”，伯姑方孟式、仲姑兼严师方维仪都工于书画。方维仪常临摹李公麟墨迹，所画观音大士像神采欲生。方以智自然是深得家传，又喜欢遍访奇书奇画，鉴观名人法帖，还力主将西洋画风格融入中国山水画。如此博采众长、折中诸家，其书画已是自成一体。他的存世作品目前散见于全国各地博物馆，乃至欧美等地。

　　自古书画不分家，方以智同时也醉心于书艺，学书至12岁时已颇具神采，以楷书见长，工整大方、秀丽磊落。他的隶书和草书，更是欹侧多姿、别具一格，时人称赞“隶草腾龙螭”。在他的巨著《通雅》里，也辟有“书法”专章，除广泛引用前人书论外，还提出了诸多独到的书学见解，被后人称为“对于其身后清代书坛的发展无疑是极妥帖的预言”（许庆君：《安徽历代书家小史》）。

　　在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中，天南海北逃名变姓的方以智，画风为之一变，所画山水多是超尘脱俗的霜尘寒柯。比如《疏树古亭图》，运墨疏淡，表现出一种空灵冷落、远避世俗的隐逸境界。据说此图是他去世前一年所作，满怀明遗民的凄苦悲恸，故而画面僻荒冷落。

　　但方以智终究不是以书画家的身份来立世的。

　　被称为“南国儒林第一人”的王夫之，与方以智惺惺相惜，称“桐城阁老”方以智（因方以智曾任南明永历东阁大学士，故有“阁老”之称）“姿抱畅达，早以文豪誉望动天下”。方以智的所谓“文豪誉”，最初就是以诗文之才名称誉天下的。在家学熏陶下，早慧的方以智五六岁时就能略知文史，而青少年时代用功最勤的则是作诗。

　　方以智故居“廷尉第”，其孙改称“潇洒园”。

　　自古雄才多磨难。方以智不幸过早经历了丧母之痛，归养于俨如人师的仲姑方维仪，攻《离骚》、学五经，“历八年所，无间色矣”（方以智：《清芬阁集跋》）。这8年多的时间，方以智基本上是在泽园度过的。泽园，在桐城南薰门外南河边，又名南园，乃是方家专辟为方以智及其弟妹读书求学的园林。“南郊有小园，修广二十亩。开径荫松竹，临水垂杨柳。西北望列嶂，芙蓉青户牖。筑室曰退居，闭关此中久。晨起一卷书，向晚一尊酒。”方以智在《泽园永社诗》里这样描述。

　　母亲吴令仪自天启二年（1622年）去世后，停柩泽园附近达14年之久。吴令仪是一位性格温淑、向佛崇禅的才女，去世时，方以智仅12岁。少年丧母的疼痛感，伴随着他终生。但他历来意志坚强，在泽园常常天不亮即起，于母柩边诵读诗书，每逢初一就率弟妹祭拜母柩。在《博依集》卷七《慕歌》中，他写道：“余母以壬戌即世，殡城南，未及卜兆……余读书其侧，则朔伏临，非敢曰孝思，亦以识慕云尔。”

　　泽园读书期间，钱澄之、方文、周岐、孙临、吴道凝等一批同邑少年也次第加入进来（后称“泽园诸子”），从此开始了他们一生的患难情谊。他们在这里组建了“永社”，攻书作文，手不释卷，虽然很是辛苦，但相互之间鼓励切磋，每有恍悟，皆喜不自禁；而击剑、引弓、驯马，乃至学耕，也是丝毫不敢松懈。

　　就说他们在泽园里开展的“十体会”活动吧，这是泽园诸子经常举办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所谓“十体”，就是在研习古歌辞时，以风雅体（四言），五言、七言古诗，长、短歌行，近体五、七言律诗，绝句、排律等十种体裁为主。在这种宗旨指导下，方以智的诗情更加慷慨激昂、超迈豪爽，创作了大量的“十体诗”，这些诗后来大多编入了《博依集》——这是他的第一部诗歌集，共十卷、六百余首，包括了15岁至22岁的诗作，恰好是泽园时期的作品。

　　方以智现存的诗作，早期以泽园时期的《博依集》和流寓金陵时期的《流寓草》为代表。对这些诗作，他颇为自诩，曾携《博依集》出游吴越，一时竟然“名噪吴门”。当时的盛况，据东林大儒文震孟的记载，“其人复翩翩俊异，洵一时之轶材也。吴会诸名人咸延颈愿交，长老先生亦皆折行辈称小友，唯恐不得当也，名噪吴会间籍甚。”

　　“好穷物理之癖”

　　方以智最终也不是以诗人的形象立世的。

　　年少就有倜傥大志的方以智，还在泽园读书时，就立誓“备天下万物、古今之数，明经论史，核世变之故，求名山而藏之”。泽园所临的南河，由上游的龙眠河分流而来。而上游的龙眠河流经城北时，有一处浅滩，河中磊磊圆石清晰可见。方以智的曾祖父——布衣大儒方学渐曾有诗曰：“曲曲龙眠河，磊磊河中石。步石渡河流，雨后河边立。”

　　方以智自画像

　　论及方以智，我们无法绕开“明善先生”方学渐——这位桐城方氏学派的奠基人。他痛恨空泛和虚无，不喜欢玄言空谈，公然主张“崇实”，首开明末崇尚务实的风气。据明末邑人叶灿所写“行状”，方学渐在县城方氏宗祠边“构桐川会馆，日与同志披剥性善良知之旨。”《桐城耆旧传》说方学渐门下士数百人，半月一小会，每月一大会，逢会开讲，可谓是“生徒云集，坐不能容”。来桐城向方学渐求学的东吴学者陈嘉猷，有感于当时东林书院、桐川会馆的讲学盛况，写文称“东林、桐社，若岱宗、华岳，相望于千里之外”。而金陵状元焦竑为桐川会馆写了碑记，认为桐川会馆不仅可追踪孔子杏坛，更可比于宋代四大书院。到了清初，大学士张英仍然称赞：“自明善先生以布衣振风教，食其泽者代有传人。至于砥砺名节、讲贯文学，子弟孝友仁睦，流风余韵至今不替，皆先生之谷诒也。”

　　可以说，方学渐是桐城文化的蹈火者，其子方大镇（世称文孝先生，官至大理寺左少卿，尝与邹元标、冯从吾讲学京师首善书院）、其孙方孔炤（世称贞述先生，官至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亦为著名学者）相继接续薪火，而其曾孙方以智成为桐城方氏学派的巅峰和代表，南河泽园就是通向这座巅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驿站。

　　冬去春来，寒暑交替。自称“泽园主人”的方以智，牢记“长大磨铁砚”的祖训，加之内有仲姑方维仪的勤勉激励，外有延请的易学名师王宣、经史名师白瑜的精心指导，他的学业不断精进，注《周礼》，释《尔雅》，汇《史》《汉》章句，勤勉于著述。他的很多名作，诸如《通雅》《物理小识》《博依集》《龙眠浅说》等，实际上都起步于泽园，或直接创作于泽园。可以说，泽园的学习生活，奠定了方以智一生的学术基础。

　　方以智《疏树古亭图》

　　方以智好友王夫之曾赞扬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即科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并将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作为批判道学的思想武器。

　　方以智的科学思维和探索精神，源于童年时代就有的“好穷物理之癖”。童年时，他随父宦游闽海，受热爱西学的父亲的影响，也常摆弄光仪，做过“小孔成像”实验。后来，方以智提出一种朴素的“气光波动”学说，认为光不走直线，并据此批驳了外国传教士有关太阳直径有日地距离三分之一大的说法，这是前无古人的学术贡献。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对于色散、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领先于同时代人。泽园读书时，他还制作“观玄仪”以观天文，造“木牛流马”探求机械原理；流寓金陵时，也曾向西方学者“问历算奇器”，仿西文作汉字字母“旋韵图”。

　　传统儒家兼顾“内圣”“外王”，并以道德为“第一义”，视自然知识与科学技术等形而下的知识是“小道”“末义”。而方以智的知识观则有了重大转折：视自然知识与技术为独立的专门学问，提出“智统一切”“三德首知”这一与儒家仁知关系相反的命题，强调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验性。可见，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能够洞见传统儒家知识观弊端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其加以改造的重要学者。

　　有趣的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在17世纪晚期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被评价为“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以至于日本学者据此把Physics译为“物理学”，这个译名后来又传回了中国。

　　“百科全书派”

　　方以智因博学宏通，乃有“百科全书派”之誉。

　　还在泽园读书时，方以智就养成了留心考稽、随时拾薪的习惯，后来著述成书也就水到渠成了。以他的代表作《通雅》为例。如果从崇祯二年（1629年）左右他在泽园注释《尔雅》算起，到后来的逃亡途中不断增删修改完善，再经他的儿子和弟子们抄录、编集到最后装潢成帙，前后竟然历时30余年。他的泽园学友钱澄之在《通雅》序中说：“要其三十年心血，尽在此一书矣。”

　　对于这部在当时就获得学界高评并迅速流行，到清中期却被执意打压的巨著，其学术价值直到近代才被重新发掘。中国维新派代表人物、思想家梁启超认为，《通雅》“总算近代第一流作品”，“每条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经济史学家、文字学家钱剑夫曾说：“《通雅》一书实属博大精深，几乎所有的学术都包罗无遗。”历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说：“从著作的体例内容上讲，该书是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的中国版。”

　　方以智《龙眠玉峡图》

　　中国文化史上鸿篇巨制可谓夥矣，而《通雅》应该是其中最伟大的奇书之一。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立志“函雅故、通古今”的方以智，治学以“尊疑、尊证、尊今”为旨，把传统儒学的“格物致知”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容，不啻是中国近代化思潮在晚明时期的发轫。

　　但因客观条件的变化，方以智并没有沿着博物学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为逃避清廷迫害，中年逃禅为僧后的方以智，开始倾力于研“易”注“庄”解“禅”。晚年驻锡江西净居寺讲学时，曾“以书招王夫之甚勤”，想与王夫之一起研究“三教归易”，研究出世、入世与救世。但王夫之毕竟是据儒排佛的，他坚守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故“不能披缁以行”。

　　而方以智则始终抱着“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理想。最能反映方以智思想之深邃的，应该是《东西均》《易馀》《象环窹记》《性故》《一贯问答》《药地炮庄》等哲思禅语类的著述。也正是这些著述，方以智站到了中国思想家的高峰，“为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他的哲学和王船山的哲学是同时代的大旗，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侧面”（侯外庐：《〈东西均〉序言》）。

　　方以智深邃的哲学思想，首先是建立在桐城方氏家传易学基础之上的。方氏家传易学，从方学渐释“易”兼取“义理派”与“象数派”开始奠基，到方大镇汲取庄老思想，再到方孔炤打破三教九流的界限，博采众家，并自觉地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西方传来的天文学及数学，进一步发展其祖其父的易学思想，使之更具思辨性。方以智在此基础上，“悟三世之易”，同时兼收其外祖父吴应宾“三教合一”理论、老师王宣的“象数学”理论。这时候，滔滔众流终于汇聚成汪洋大泽，方以智当之无愧地成为桐城方氏家学的集大成者，这使他具有了充分的“理论自信”，发誓要融通中外、坐集千古，这是何等的气魄和抱负！

　　尤其是完成于1652年前后的《东西均》《易馀》这两部系统性的哲学著作，可谓“破天荒、发千古所未发、决宇宙之大疑”（方中通：《周易时论·跋》），更被当代历史学家、哲学史家庞朴称为“两朵哲学姊妹花”（庞朴：《〈东西均注释〉序言》）。

　　晚年的方以智曾不无感慨地说“吾不遭九死，几负一生”（施闰章：《无可大师六十序》），表明他逃禅为僧后却矢志于哲学研究，就是要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的入世情怀来关怀现实，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忧患意识来磨炼人生，力图以儒家的救世精神来践行社会责任。

　　“冬炼三时传旧火”

　　本来，“长大磨铁砚”，做一个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是先祖对方以智的厚望。方以智也确实没有辜负先祖的期望。

　　尽管生逢天崩地裂的乱世，方以智在刀山火海中奔走，罹难深重，但不管生存环境何等恶劣，他都从不气馁，著述不辍。可惜，他一生著述虽等身，却因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而多散佚，加之清廷“文字狱”的禁毁，侥幸传世的数十种、四百万言，也大多是手抄本，即便少数刻本亦多为孤本，都甚难得见。安徽省博物院此次展出的包括《东西均》等在内的诸多方以智遗著孤本，还是其后裔方鸿寿于20世纪50年代捐献的。这些遗著，自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方中履开始，经过十几代人历经千险万难才终于保留下来。

　　然而，综观方以智的一生，他又并非只是一个纯粹的才人、学人，也并非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

　　方以智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鲜衣怒马，泽园读书时往往酒酣，与同学少年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无人，以“龙眠山下一狂生”“江左狂生”“天下狂生”自居，20岁以后常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与陈子龙、李雯、魏学濂等众多的时贤才俊交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方以智虽“自幼耻公卿”，却不甘心过那种埋头著书的生活。13岁时随父亲宦游北京，就感喟京城繁华和午门威仪，决心要做一世雄才、报国良臣。

　　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以黄尔成、汪国华为首的农民揭寨扬旗，攻进了桐城县城，桐城方家以及诸多巨族迁居金陵，方以智因此融入了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精英圈。当时南京“侈美”风气浓厚，方以智或跃马饮酒、壮士满座，或引红妆、曼歌长啸，与陈贞慧、侯方域、冒襄成为当时著名的“四公子”。但他又保持理智和清醒，对天下纷乱的时局格外关心，一边积极准备应试科举，一边还随父出征湖广、冲锋陷阵。其间，又与下野朝臣、阉党旧部阮大铖势成水火。此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后金（后改国号后为清）也崛起于东北，大明局势危如累卵。方以智“太息文辞何所用”，甚至为国事忧伤痛哭，希望能整伍扬旗，“而使法沙劳猛将，但令风雨逐匈奴”，想以实际行动为国效力。

　　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得中进士，跻身于公卿之列。但钱澄之说方以智“自通籍以来，未尝有一日仕宦之乐”。就在参加殿试时，八战八捷的方孔炤因忤时相杨嗣昌被逮诏狱，阮大铖也趁机加以陷害，方以智“怀有血疏，日日于朝门外叩头呼号”鸣冤，并“欲以身代父刑”。崇祯出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考虑，释方孔炤死罪，方以智得升翰林院检讨，并担任太子侍读。为报君恩，方以智决心“将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与父亲先后积极上疏皇帝治国安邦之策，不惜以性命来报效朝廷。然而，朝争依旧，他们的意见并不受重视。方以智感叹：“悲我之得遇，犹之不遇然。”痛苦不能有所作为，只得在纵情诗酒中麻木自己。

　　方以智著作《通雅》

　　大明江山至此气数已尽，方以智和钱澄之、孙临、周岐、方文等同学乡友，在残山剩水间时聚时散，相互鼓励慰藉。当欲救南明而不成，又坚决不屈服于清廷，方以智只得逃禅方外为僧。此时，他奔走于南方的刀光剑影间，吃尽了苦难，可谓九死一生，却仍然暗中与各派人士聚集、联络，并“俨然首座”。晚年，驻锡青原山净居寺，仍讲学不辍，人们尊他为“方相国”“方学士”“方阁学”，写诗赞他“旷代才名流下界，半天人卧在高窗。”这引起了清廷的警惕，方以智因“粵难”被逮，于康熙十年（1671年）农历十月初七，舟次万安惶恐滩时，“临难舍身，惊天一跃”，跳江身亡。

　　后人又称誉方以智为“四真子”：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学者罗炽叹惋：一代伟大的哲人、考据学家，沟通中西“质测”（自然科学）与“通几”（哲学）之学，倡导三教归《易》的伟大思想家，一代重振曹洞宗风的伟大禅僧，用他大半个世纪的生命由入世到经世、由经世到避世、由避世到出世，出世又不忘救世，最后又罹于世，走完了探索、迷惘、沉溺、创新的坎坷历程，在人生的旅途上画下了一个深沉的句号。

　　但方以智也因“粵难”而从此被清朝统治者忌讳，几百年来销声匿迹了。相反，他的好友王夫之自清代中叶以来，先有邓显鹤为编书目，后有曾氏兄弟为刻遗书，继之有清末谭嗣同首开研究王夫之之风，民初更有长沙成立“船山学社”，并创办《船山学报》，从而跻身清初三大儒之一。难怪有学者叹息：本来在明末清初政界、学术界、思想界赫赫有名的方以智，却因无人褒扬而渐渐成为默默无闻、少有人知的人物。

　　这让我想起方以智晚年曾反复提及的“冬炼三时”术语。他认为天时四气统摄于一“冬”，非到“冬”时，不足以春、不足以夏、不足以秋，也即冬季的阴气中潜伏着阳气之生机，一如死灰可以复燃，因而练就了春夏秋三时。这既是对天道规律的客观认识，也是对自身作为明遗民所处险恶政治环境的清醒，故著述多用典晦涩、陈义玄奥。但他仍然希望将天道规律转化为人事规律，提醒同仁及儿孙为传故朝“旧火”而努力。

　　方以智儿子方中通（清初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以“天留一磬击新声”回答父亲“冬炼三时传旧火”的愿望，表达了传承方氏学术思想、复兴中国儒家道统的信心和决心。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三百余年！直到《东西均》等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才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公元1100年左右，黄庭坚来桐城访龙眠居士李公麟，赋诗曰：“诸山何处是龙眠，旧日龙眠今不眠”，预言龙眠山自李公麟之后，将不会再寂寞。果然，经过宋元的积淀，到了明清时期，桐城就人文蔚起、气象万千了。龙眠山水铭记的不只是“宋画第一”的书画大师李公麟，也必然铭记了方以智这位堪称世界级文化巨匠的伟大乡贤。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