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潇洁（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堂吉诃德沉思录》是20世纪西班牙知名的思想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出版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奥尔特加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在这本书中，奥尔特加提出了他具有代表性哲学思想的雏形，他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名言”也是在这本书里阐述的。虽然是哲学著作，但是这本书读起来丝毫不会让人感觉枯燥和艰深，它更像是一本以美妙的散文语言写成的优秀文学作品，读来令人感到亲切和舒适。而书中所体现的奥尔特加对文体的自觉意识和言说风格也在他后来逐渐形成的哲学体系中得到延续。所以，《堂吉诃德沉思录》对奥尔特加哲学的奠基作用同时体现在哲学思想和文体风格两个方面。

　　奥尔特加在这部作品中对西语文学经典《堂吉诃德》进行了讨论，他对于堂吉诃德这个人物、作者塞万提斯及其作品从文学、美学和哲学角度进行了观察。奥尔特加在致读者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是他“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文字——报刊、课堂、会议演讲的合集”，涉及历史哲学、文艺美学、文学理论、西班牙社会现实批判等多个方面，不过“所有的篇章都与西班牙的国情直接或间接相关”。

　　实际上，《堂吉诃德沉思录》在一定程度上是奥尔特加与当时西班牙另一位重要思想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之间著名论战的结果。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面对西班牙这个昔日殖民帝国的衰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提出了不同的文化救国思路。“98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乌纳穆诺主张从西班牙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中寻找拯救的方法，而奥尔特加代表的更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和20世纪初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现象学等哲学思潮影响下对西班牙的国情进行重新观察与思考，认为西班牙更应该走一条“欧洲化”的现代性之路。

　　1913年，乌纳穆诺出版了其名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他在这本书里对年轻的“欧洲主义者们”进行了影射和批评；而奥尔特加在第二年就出版了《堂吉诃德沉思录》，书中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乌纳穆诺的一种回应。有研究证实，奥尔特加为了能在论战中迅速回应，把原本打算分别出版的两部分研究书稿合在一起，这才促成了《堂吉诃德沉思录》的问世。今天我们似乎依旧能够想象得到这两位20世纪西班牙思想巨擘透过激扬文字所传达的对家国命运的关切和思维火花的碰撞。

　　与乌纳穆诺将堂吉诃德这个经典作品中的个体形象视为民族英雄不同，奥尔特加从另一个视角出发，将作者塞万提斯及其作品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他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说：“我们应当努力将视线从堂吉诃德身上移开，转向作品的其他部分，在开阔的表面之上获得对塞万提斯类型更为开放和清晰的认识，而拉曼却的绅士只是它的一个浓缩的特例。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堂吉诃德精神。”他认为，塞万提斯在其作品中所展现的那种接近事物、认识事物的方式——“塞万提斯模式”，是一种理解生命的新方式。他提出每个民族都应该发展自己所具有的独特敏锐性，选择恰当的视角去认识事物，而现实也只有在多种视角的整合和联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呈现。

　　《堂吉诃德沉思录》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奥尔特加提出了自己哲学体系中最核心的思想之一——“生命理性”。与抽象的理性主义不同，生命理性认为生命是哲学活动的基础和中心，“我”不是意识领域之内永恒不变的存在，而是具有生命的真实个体；不仅如此，奥尔特加还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关键理念，那就是生命是由个体以及个体所处的环境共同构成的。《堂吉诃德沉思录》中最出色的“名言”应该就是这一句：“我就是我与我所处的环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环境，自己也无法得救。”他认为生命是具有关联性的，它需要和它所处的环境相互依赖、相互适应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同时，要把生命置于它所处的具体环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它。

　　奥尔特加不仅以哲思见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他的语言是一种诗性的文学语言，善用形象的比喻、幽默的反讽，文学经典中的典故甚至奇闻趣事也被他旁征博引；比起康德式的科学严谨，他的文字读起来显得更加优美随性，类似杂文或者随笔，却又不失内在呼应的逻辑。于是读者读来常常不觉哲学作品之艰深，在优美的文海徜徉之际，思维进行了锻炼，思想获得了提升，让人不禁感叹：原来哲学著作还可以这样写！

　　正如奥尔特加著名的“视角理论”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某个自己的视角出发的，而只有综合多个不同的视角，才能逐渐接近真理。西班牙人对奥尔特加哲学言说方式的认识，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和解读方式。

　　例如西班牙奥尔特加研究知名学者哈维尔·萨摩拉·波尼亚从奥尔特加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出发，提出奥尔特加将文学的生动感性和哲学的逻辑理性融为一体的写作方式，是他“在面对如何研究哲学、如何参与政治，甚至如何定位自己在西班牙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等关键问题时作出的重大人生抉择”，是一种基于高度文体自觉意识的自发选择。奥尔特加始终对如何使哲学为西班牙大众所接受怀有强烈兴趣并积极付诸实践。出身于报业世家的奥尔特加十分注重作品的传播学影响，他舍弃当时西方哲学研究常用的科学式表述，使用生动形象、充满情感的措辞进行写作，是非常适合西班牙本地文化语境的。西班牙对欧洲现代哲学的接受程度不高，但却拥有悠久深厚的文学传统，奥尔特加的表达方式使他的思想更易于被本国读者阅读、接受与传播，从而获得广泛的影响。

　　在西班牙，将文学性与哲学性融为一体进行写作，也并不是奥尔特加的独创。乌纳穆诺、梅内德斯·佩拉约等其他几位20世纪西班牙学者的写作也都具有相似的特点。这使笔者想起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的表述：“知识分子应该使用一个民族的语言，不只是为了方便、熟悉这些明显的理由，也是因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希望赋予那种语言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腔调、一己的看法。”西班牙学者们用具有鲜明个性的语言共同逐渐建立的这种具有伊比利亚特性的思维和表达传统，提供了相对于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一种不同的哲学思路，也使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有了更加整体、全面的认识。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