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光（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书记、副院长，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研究员）

　　人民音乐家聂耳除了谱写《义勇军进行曲》，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群众音乐作品。短暂的生命留下耀眼的成就，除了源自他个人的音乐天赋，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深入群众、深入社会生活最底层的音乐实践。聂耳的音乐作品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聂耳心怀贫苦大众，特别关爱儿童。在聂耳一生创作的37首歌曲中，有6首是为儿童写的。《卖报歌》就是为一卖报儿童而写的。1933年的冬天，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工作的聂耳经常看见一女孩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上叫卖报纸。这个小女孩身体瘦弱，在来来往往的行人里叫卖：“卖报！卖报！今朝的报纸真正好呀！买吧买吧！”声音颤抖、稚嫩，却像银铃般清脆。聂耳了解到这名十岁的小女孩姓杨，没有名字，人们都叫她“小毛头”，由于家境困难，她只能靠卖报糊口。“小毛头”的不幸遭遇引起聂耳的同情，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于是，他对“小毛头”说：“干脆我帮你写一首卖报歌吧。这样，别人叫着卖，你可以唱着卖，一定会比别人卖得多的。”他把“小毛头”的遭遇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后来成为田汉夫人的安娥，安娥马上就写出了歌词，聂耳也一口气谱了曲，并且把这首歌教给“小毛头”唱。“小毛头”高兴极了，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在卖报时，她唱得格外带劲，吸引了许多顾客，报纸卖得更多更快了。后来，在聂耳的介绍下，“小毛头”在田汉剧作《扬子江暴风雨》扮演报童，并演唱《卖报歌》。《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后，深受观众欢迎，《卖报歌》也很快传开了。直至今天，我国的少年儿童几乎都会唱这首歌曲。

　　音乐需要从大众丰富的斗争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聂耳正是遵照这一原则进行创作的，这在《大路歌》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1934年，电影剧作家孙瑜完成了一部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新剧本《大路》。剧本中的筑路工人，为了修护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军事公路，昼夜不息，艰苦奋战。孙瑜在写《大路》电影脚本时，构思并创作了一首颇为满意的主题歌，命名《大路歌》，谁来谱曲呢？他毫不犹豫地找到聂耳。聂耳问：“这首主题歌要写成哪样的情调和节奏？”孙瑜想了想回答：“我希望《大路歌》带一点俄国《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悲壮的调子。那是一首表现拉纤工人的劳动歌曲。这首《大路歌》是表现拉铁磙工人的劳动歌曲。他们都是劳动者，挣扎在死亡线上，都向往着自由和解放。这两首歌内容、情调都有些相近。”聂耳思考后，认为《大路歌》不仅要有《伏尔加船夫曲》的悲壮，还应表现筑路工人满怀热忱的激情和胜利乐观的信心。为了直接从生活中熟悉劳动者的声音、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和情感，在创作中聂耳特意前往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劳动，听他们唱劳动号子，体验他们的内心感受。

　　1934年夏秋之交，聂耳随《大路》摄制组到无锡拍外景。当时，驻地附近正在修筑一条环湖公路。聂耳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和工人们一起拉铁磙，跟工人们齐声应和劳动号子。淋漓的汗水浸湿了土地，锋利的石块磨破了脚跟，但大家毫不在乎。在劳动中，聂耳感受到工人们的钢铁意志和乐观精神。他把这种感受融入《大路歌》的创作中，使歌曲真实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心声，尤其是歌中所穿插的号子声，更增添了震撼力。

　　聂耳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歌。正如冼星海所说，聂耳“以他满溢的才华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1933年初，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音乐才华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国民政府罔顾民众疾苦和国家危亡继续施行“不抵抗”政策，聂耳深感愤怒，他废寝忘食地将心中情感寄托于作曲。贫困的少年时代、家乡百姓的痛苦、恩师被捕的冲击、被火车碾压的捡煤渣少女、在日军炮火下惶恐逃跑的人们……那一幕幕受尽压迫的情形浮现脑海。他把强烈的革命热情化为一个个音符，以铿锵有力的旋律迸发出来。《义勇军进行曲》以振奋人心的旋律“为抗战发出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喊出了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呼声，全面抗战不久就随着歌声展开。

　　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聂耳总结说：“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对当时流行的靡靡之音非常不满，认为新兴音乐应该“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代替着大众在呐喊”，而不是用靡靡之音麻醉、腐蚀人民的心灵。

　　自古以来，优秀的文艺家必然是人民的代言人、时代的乐手。真心实意为人民发声，急人民之所急，爱人民之所爱，诉说人民的悲欢。正如聂耳曾以“黑天使”为笔名，在《中国歌舞短论》中写道的那样：“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