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方文人们掌握了南方诗歌的暗号，加上自身的贞刚气质，“声律风骨始备”，盛唐之音便已呼之欲出了——

人日思归：诗歌的暗号

作者：邓芳（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

　　《人日思归》是一首广为传诵的名作：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先说一点题外话。前段时间在日本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关于京都人说话方式的话题引发了热烈讨论。例如在商务会谈时京都人突然指着你戴的手表说：“这块表看起来真高级”，其实他不是在夸你的表，而是在提醒“时间差不多了，长话短说吧”。而如果去你家做客的京都人喝了你上的茶，特意强调“这个玉露茶很好喝”，他有可能是在暗示“待客应该用比玉露茶更高级的茶”。语言上的弦外之音，就像是对了个暗号，看对方接不接得住，以此判断对方在教养水平上是否同类。

　　有文化的地方的人歧视没文化的地方的人，古今中外有之。关于这首《人日思归》，也流传着一个关于地域歧视和文化认同的故事。

　　唐人刘餗的《隋唐嘉话》记载：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隋唐嘉话》是笔记，故事未必可信，态度却深可玩味。《人日思归》这首诗作于585年，是隋文帝开皇五年，也是陈后主至德三年，其时南北尚未统一。那时的北方兵强马壮，扫平天下在即；而南方自晋室渡江之后到宋齐梁陈，领土渐小，力量渐弱，陈最小最弱，眼看就要亡国。不过，这毫不影响南人在文化上，特别是诗文创作上对北人的歧视。从东晋到陈，在文学上特别是诗坛上，南朝所出人才、理论、作品远过北方。南朝梁的庾信到了北朝后，“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庾信自己从南入北，在北朝生活和创作了二十八年，认为北人能入眼的除了温子升《韩陵山寺碑》，也就是薛道衡、卢思道还稍微写得两笔，其余的都如同驴叫狗叫瞎吵吵。这段话说得刻薄，鄙夷态度跃然纸上。当然，此记载也来自唐人笔记（张鷟《朝野佥载》卷六），或也只是小说家言。

　　从南朝来的庾信已在开皇元年（581年）去世，和薛道衡一起被庾信提名的卢思道也在开皇三年（583年）死去。北朝文士的代表，数得上的就剩下了薛道衡。开皇四年（584年）旧历十一月，薛道衡出使南朝陈，在开皇五年（585年）的正月初七写下了这首《人日思归》。要知道，此时离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已经不远了。可是就是在这样悬殊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下，陈的文人们一看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照样毫不客气地嘲笑隋的使臣、北方最负文名的薛道衡：

　　“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这是什么话呀？谁说这个北方佬懂作诗？”

　　这谜一般的文化自信，是从晋室渡江以来几百年积累起来的。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这两句诗，怎么就让南边的文士们如此嘲笑呢？句式上，这两句巧妙利用时间关系做成了对仗结构，不失工整；意思上，就像每天数着日子过似的，结合后两句看，也把度日如年的盼归心情表现出来了。语言直白和浅俗，或许是它被嘲笑的最大的原因吧，但《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一夜北风紧”，其浅俗比薛道衡的这两句更有过之，又为什么能让有“咏絮才”的才女诗翁们相视而笑大为称赞呢？

　　试着解释一下原因，凤姐儿的“一夜北风紧”，是“即景联句，五言排律一首”这个大题目下的第一句，它的好处在于“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一个开头说出来了，后面还有十几个人要联句，以一句粗话开头，正是给后人留了很大的余地。但是，对于薛道衡的这首五言绝句来说，一半的篇幅就写了两句浅俗的大白话，占篇幅太大，而包含的意思（如果不与后两句结合起来看的话）又太少，占用了诗歌的一半却好像仅仅只是点明了时间。后面若不是有巨大的笔力和才气，若不是有极其精巧的诗思和高超的发想，这首诗就很难再扭转过来了。

　　当然，陈的文人们听到薛道衡念出“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这两句时，未必知道他只将此诗作成最短的绝句，但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所谓排律一体，诗歌体制一般较短，五古长诗一般限于十韵之内，像这种开篇即对仗的体式的话则通常更短一些。这一开头的两句粗话，确实很难说是“会作诗的起法”。所以这样看来，“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虽说刻薄，也不是全无道理。

　　然而，在这样两句粗话之下，薛道衡发力了：“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反转发生了，腐朽一下子化为了神奇。这个反转是如何形成的呢？大雁，春华，都是新春的眼前之景，不新奇。新奇的是这即景的立意：大雁有一到正月就迫不及待地飞回北方的习性，哪怕北方还冰天雪地，大雁却急着回到北方的家，而作者想到自己回北方是要落在大雁的后面了；南方因为气候温暖的缘故，花儿开得比北方早，新春已有不少花开，对薛道衡这个在南方过春节的北方人来说，一定会对花开得早这一自然现象更敏感，比一直在这里生活的南人有更新鲜的体会。在这种心理背景下，薛道衡说花开得早又算什么呢，我的归思在花开之前就已经生发。更显出了归心之迫切。

　　此诗中的大雁和春华，不仅是新春的实有之景物，而且还成了作者的归思的一种比喻，也可以说是一种参照物或者对照物。我觉得这两句诗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说的“情景交融”的层次，而是让思归这种抽象的情在和雁与花的对照下变得有了具象：大雁奋力北飞，花儿争相绽放，都好像成了归思的一种外在的、直观的形象，同时又是归思与之“争先恐后”的比较、竞赛的对象。

　　这两句诗还好在它的诗法。归的是人也是雁，而发既是花发又是思发，同时如果再强为解释一下，发还有出发之意，在生发、花开的意思外又还可以翻出一层归心。“归”和“发”每个动词都作用于两个名词，而“人归”与“雁归”、“思发”与“花发”之间形成了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对比关系，形态上将无形的归思化为有具象的雁归和花开的比喻关系，再细究一层更有因果关系——因为看到雁归而想到自己不能归家，因为花开得早这一点新鲜的细节也会引起故乡之思，等等，多重的关系使得这两句诗充满了丰富的张力。诗歌本就短小，五言绝句又是诗歌最短小的形式，然而，它可以通过新奇的立意和语句的多重关系与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无限大的天地。

　　而这两句诗的好里，恰恰有南朝诗人们刻苦摸索过的诗歌技法。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刚才说过的那个南朝入北朝，瞧不起北方文人的庾信，他备受称道的名句“霜随柳白，月逐坟圆”，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用特有的句式、精练的动词和词语排列顺序而造成的多重关系：霜凝结在柳上使柳变白，却似乎霜是随着柳色变白而渐显白色的；月亮渐渐变圆，照着同样圆的一座孤坟，似乎月亮是为了追逐模仿这圆形的孤坟而变圆的。霜色和月光因为本身都是难以状写具体形象之物，有了“柳”和“坟”这两种意象的相互修饰、参照，形象相互生发，就变得极为新警而鲜明了。

　　而我以为，从南朝到唐代的诗歌里最具特色、最杰出的一点，即唐人所谓的“兴象”，其实就是诗人重新安排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读者能通过诗人建立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认识诗人的情感和心灵。

　　所以，当薛道衡写出了“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南朝的文人们就一下子认同了他，喜曰：“名下固无虚士”，就是因为这两句诗显出了立意的新巧、构思的聪明，更在短小的诗句中精心炼字造句，制造物与物之间的多层次和多元的关系，表达多层次的丰富情感，让诗歌隽永、耐寻味，这些南朝文人们以为只属于他们的诗歌的暗号，薛道衡对上了，才得以让南朝文人们承认他名不虚传。

　　还有一点值得说的是这首诗是通篇对仗的。在近体诗的形成中，南朝诗人，特别是齐永明时期的诗人们在声律对仗上的探索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五言四句的形式本是出自乐府民歌，本是以古体见长的一种诗体，其实从唐代的创作来看五绝中也是古绝远比律绝多，后人总结出的“五绝调古，七绝调近”也正说明了这一倾向。但是在南朝诗歌律化的过程中，对仗的作法也影响了五绝，例如南朝梁何逊的非常著名的《相送》就是通篇对仗的：“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薛道衡这首《人日思归》的通篇对仗，应该说也正是南朝人在探索并认可的形式。

　　只是那时候南朝人还不知道，对上了他们诗歌的暗号的北方人薛道衡，作为诗风南北融合的唐音的先驱，实际上已经预示了诗歌中心将要回归北方并南北融合的先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诗国高潮即将到来。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