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千年石窟的文化印记

——《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出版记

　　光明日报记者 计亚男

　　须弥山石窟，地处宁夏固原市须弥山南麓，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拥有一百多座洞窟，被誉为“宁夏敦煌”。

　　站在须弥山上，一眼望去，石窟、佛像、寺院、古树、丹霞和奇石融为一体，迥异别致、秀丽旖旎。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鲜为人知的荒山野岭，如今已成为著名的历史文化景区。

　　这个变化，与考古人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息息相关。

　　近日，在浙江大学，《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发布。这部历时8年而成的丰硕成果，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须弥山石窟文物研究所共同编著的，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它记载了须弥山石窟考古调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提供了我国西北部一座重要石窟群的全新、全面的信息，将千年不朽的石窟文化展示于众。

　　位于须弥山入口处的弥勒大坐佛。选自《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

　　与名震中外的敦煌、云冈石窟齐名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须弥山石窟考古，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考察，其间还进行了无数次不同形式的考古研究活动。这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凝聚了新中国考古人的心血。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是须弥山石窟考古活动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从1984年到2000年，他曾4次前往须弥山石窟考察。

　　“尽快把须弥山石窟的宝藏发掘出来，是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几代考古人的共同夙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说。

　　“除了须弥山石窟考古团队的全体人员外，这部报告也吸纳了云冈、龙门、克孜尔、麦积山、大足等石窟田野考古一线专家的贡献，还得到了考古界诸位学者和地方博物馆专家的指导。”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主持须弥山考古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李志荣说。

　　我国是世界上石窟寺数量最多、历史跨度最大的国家，截至2020年，石窟寺就有2000多座。

　　在如此众多的石窟文化遗产中，我国几代考古人为什么对须弥山石窟情有独钟、倾心竭力？

　　据专家介绍，须弥山石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丝绸之路开通后，这里又成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通达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这里得以形成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佛寺群，在我国石窟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须弥山石窟艺术宝库现存石窟160多个，造像1000余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连绵两公里的八座山峰上，形成了数峰并举、山形变幻、曲径通幽、对景丛生的奇特布局，甚为壮观。

　　虽然地貌没有三山五岳那么高大险峻，但这里的一尊尊石像不仅造型千姿百态，而且以其独特精美的石雕艺术取胜。这使须弥山石窟成为中国古代十大石窟之一，与名震中外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大同、克孜尔、榆林等石窟齐名，堪称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瑰宝。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位于须弥山入口处的弥勒大坐佛。这座佛像俗称大佛楼，开凿于唐宣宗大中三年，是须弥山造像最大的石窟，高达20.6米，成为须弥山的标志。它雕凿在一个马蹄形石窟内，比例匀称，身披袈裟，脸如满月，双耳垂肩，神情庄重，十分宏伟。

　　这座大佛，比云冈石窟中最大的第19窟坐佛和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卢舍那佛还高，是全国最大的造像之一。

　　这里的“一佛二菩萨”造像，是北周造像雕塑精品，实属世间罕见。

　　每一页都在述说着千年故事

　　考古报告，历来都是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主任孙英民说：“考古学，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开放性学科，石窟寺考古与研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史学、哲学、宗教史、艺术史、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需要各方面通力协作。”

　　对于这次考察研究的预期成果，学者们设定了这样一个目标：“出版客观、忠实、完整地记录须弥山石窟全面信息的考古报告，为学术界提供包括海量数字化信息在内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须弥山石窟数据库。”

　　据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介绍，圆光寺区只是须弥山石窟整体的五分之一，剩下的五分之四采集工作都已做完，下一步是编撰报告。

　　这部庄重大气的考古报告令人赞叹不已，每一页都在述说着千年故事。

　　据报告记载，圆光寺是须弥山第三峰，位于须弥山的山腰之间，最高海拔1811.05米。圆光寺区，现共有洞窟14个，第45窟和第46窟位于正殿的二层，是圆光寺最为华丽宏伟的石窟，也是须弥山现存造像最多的石窟。尤其是第45窟，占据了《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的近一半篇幅，可见它的重要地位。

　　第45窟，规模宏大，整体进深6米，顶高4.1米，是一座平面方形、四坡顶塔庙窟，其内矗立一座边宽3米的中心塔柱，直接塔顶。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蚀，但第45窟完整保留了1.8米至2.5米的造像40余尊。这些造像是研究北朝造像的珍贵艺术品。

　　在报告中，像这样的艺术精品琳琅满目，无一不是石窟开凿以来的原作，十分珍贵。

　　“石窟寺考古调查、发掘及其报告的编撰，不仅仅是石窟寺研究的基础，同时也为不同领域的研究注入丰富的信息。”孙英民说。

　　这是一部记载圆光寺石窟考古遗址过去和现状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全景展现圆光寺石窟高超雕刻艺术的精美画卷，更是一部可为研究者和参观者提供详尽无遗的圆光寺石窟资料的导览书。

　　石窟考古与计算机，不是简单1+1

　　充分应用数字化技术，是须弥山石窟考古和这部报告的最大特点。

　　“这部石窟寺考古报告自始至终坚持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巧妙运用数字化测量和测绘技术，极大提高了石窟考古的测绘能力和精确度，并且对历次修缮和修护都一一做了详细记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评价道。

　　当年梁思成考察云冈石窟后曾感叹说：“从雕塑的体态、衣着，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外文明交融的印记。”

　　在须弥山考察中，能不能把石窟考古与计算机技术交叉融合起来，做到不去现场也能身临其境？

　　须弥山考古团队做了积极探索。“石窟考古与计算机，绝对不是简单1+1。在考古研究中，计算机怎么有针对性地去研发、改进、适应？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浙江大学计算机系主任、主持须弥山考古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许端清说。

　　为支持须弥山考察，浙江大学专门组建了一个文物数字化团队。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刁常宇介绍：“先是采用摄影测量技术，然后一点点升级完善，再尝试把激光扫描与摄影测量相结合，在形状的细节、文理记录等方面，不断做到更高的精度。”

　　2020年，他们又迈进一大步，开始进入构建和运用大型计算平台的新阶段。

　　“这些变化，都来自须弥山石窟考古对于我们的技术需求牵引，这是一直以来引导着技术往前走的真正原因。”刁常宇说。

　　李志荣认为，“我们真正的工作，始终在田野之中。新技术是帮助我们工作的手与脚，是增加我们力量的工具”。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8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