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常河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这首从安徽凤阳农民口中传唱开来的《大包干歌》，曾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在中国农村的歌谣。

　　1978年，历史在这里转折。

　　那年夏秋，安徽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许多地方的农民被迫外出讨饭，以度荒年。

　　那年冬天一个夜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用按红手印的方式，在全国率先推行“大包干”，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巨幕。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40年来，安徽从率先实行“大包干”到土地确权颁证领到“红本本”，从全国农村费税改革试点再到“农村的“三变”改革，一次次为改革探索蹚路，始终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

　　坚持民生至上 改革永在路上

　　周末，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里，严淑淑正在向游客讲解一张图片的故事。那是一张按着18个红手印的照片。严淑淑是听着爷爷讲这个故事长大的。严淑淑的爷爷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

　　“忍饥挨饿，老是吃不饱饭，实在没办法。”“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对当年的艰辛依旧难忘。

　　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自“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小岗村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今天的小岗村，友谊大道两旁商铺鳞次栉比，阳光沐浴下，“大包干农家菜馆”门口，年逾七旬的关友江边在门口剥着葱，边招呼着客人。“现在吃穿不愁，像我这个菜馆，一年收入有20万。”关友江说。

　　以“大包干”为代表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198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出台，这是一份毫不含糊地为包产（包干）到户正名的中央“红头文件”。之后，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出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促使中国农村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变化。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石马小区 新华社发

　　如果说当年小岗村人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那么，随后关于农村的各项改革，则直指百姓生活富裕和乡村振兴。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从温饱到脱贫，再到乡村振兴和全面小康，所有的改革凸显出一个重要的核心，“民生至上”。

　　坚持实事求是 改革常讲常新

　　“小岗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看了让人感慨万千。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时指出。

　　皖北一座不起眼的小院，就是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政府办公所在地。26年前，时任党委书记刘兴杰和镇长李培杰就在这里酝酿了税费“一次清”的方案。1992年，新兴镇人均税费负担170元，而全镇农民年人均收入还不到600元。刘兴杰他们就动了改革念头：“全镇共有耕地8.9万亩，一年的财政支出在260万元左右，每亩一年只需交税30元，就能保证工作正常运转。”安徽又一次引领了农村改革，新兴镇也因此成为“全国农业税费改革第一镇”。

当年农家茅草房 资料图片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可谓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但什么算‘交够’‘留足’，缺乏客观标准。”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费行为，中央明确提出了对现行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2000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安徽率先开展试点。2005年，安徽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从2006年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与1999年相比，当年全国农民减负1045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对于小岗人来说，“大包干”解决了吃饭问题，“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从温饱到小康，包干却成了坎儿。

　　2015年，安徽省率先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深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同时赋予了农民长久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让农民吃下“定心丸”。当年，安徽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证在小岗村颁发。

　　今年2月3日，小岗村迎来第四次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作为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的股东，村民每人喜提600元“红包”。小岗村成立的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实现“人人持股”，并连续四年分红。

　　“如今确权颁证，广大农民可以甩开膀子去搞土地流转、入股，拿租金、分红利了。”凤阳县委常委、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说，从按“红手印”到领“红本本”，从分“红利”到过上红红火火的生活，小岗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再度领跑。2015年至今，小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700元跃升至27600元，增幅达87.8%，村集体经济收入从670万元增长至1160万元，增幅达73.1%。

　　“让村民从‘户户包田’到实现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遵从了时代的发展。”赵皖平说。

　　坚持党的领导 改革行稳致远

　　小岗村至今还保留着一处茅草房“当年农家”，当年，就是在这间茅草房里诞生了“红手印”。

　　无独有偶，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也保留着两间当年的茅草房，房子前面的雕像，展现的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村里调研的场景。

　　1978年9月23日，遭遇旱灾的小井庄把全队158亩田地连同塘口、耕牛、农具、种子全部分到农户。“分田后，一周之内，全部播种了玉米和大豆。第二年，粮食总产量从3万公斤增加到4.5万公斤。”时任小井庄生产队队长何家桂回忆说，“区里原本是想借地度荒，结果搞成了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是农民承包土地之后，生产的粮、油、棉等要统统交到生产队，由队里统一上缴国家征购任务，提留集体储备，然后按户交上来的产量计算出工分，再实行统一分配，就是‘先承包、后算账’”，《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作者、安徽省政府参事钱念孙说，“大包干”则是农民在承包土地之时，就和生产队定好了合同契约，农民完成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交足集体提留，剩下多少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就是先算账、后承包。

　　但无论哪种改革，在当时，都不为政策允许。为什么会有小井庄和小岗村的“破土”？

　　“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无论是小井庄还是小岗村的改革，都会胎死腹中”，钱念孙说，两地改革之所以成功，前期源于“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的铺垫，后期得益于各级党委的支持和担当。

　　1977年，中共安徽省委出台《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为“大包干”的推行提供了适宜的“温床”。1978年，安徽出现旱灾后，安徽省委大胆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策，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赢得了民心。

　　“大包干”受到质疑时，万里先后多次赴小岗村和小井庄考察，明确“包产到户是联产承包制的一种形式”。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

　　“大包干”从此有了全国户口。

　　“按红手印的事让我们晓得，党的政策决定家国命运，中南海和田间地头连着心呢。”回忆起当年的惊心动魄，严金昌深有感慨。

　　4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改革创新是引领农村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坦言自己从未后悔过当初的决定，更庆幸在党的领导下，家乡的面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过去，做梦也没想到咱农民能过上现在的生活，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如今的严俊昌仍在关注着小岗村乃至整个国家的变化，内心时刻充满着自豪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布局了“十四五”期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大政方针，为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复贫建起了防护网，为“十四五”新发展阶段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筑基立台。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3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