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笔谈】 

　　作者：郑若玲（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百年奋斗历程，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发展诗篇，使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沧桑巨变。在这当中，邓小平力促的恢复高考就以其对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的时代意义，为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国于1952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1966年“文革”爆发，高考制度被错误地当成文化教育领域“革命”的突破口而遭废止。尽管从1973年起，大多数高校恢复招生，实行了以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为选拔依据的推荐制，但对文化程度要求很低。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恢复高考”是指1977年恢复的文化考试制度。

　　恢复高考的消息甫一公布，中国大地顿如春雷炸响，知识青年尤其是高三学生更感绝处逢生，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1977年冬天，570万名考生走进了期盼多年的考场，1978年夏天，又有610万名考生参加考试，被“文革”中断高考积压了11年的广大青年的读书热情，呈现出井喷式爆发的状态。恢复高考可谓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件大事，不仅成为全党全国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雷霆先声，而且成为个体前途命运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拐点。

　　就个体而言，恢复高考带来的不仅仅是教育机会，更是重塑人生的机缘。尚且不论特定历史时期的考生，但凡参加过高考的人，想必心中都有一份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

　　在笔者给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期末作业有一道题就是请学生回忆并陈述自己的高考经历。从学生的反馈看，他们对高考的爱恨交加与悲喜交集跃然纸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高考故事、一曲曲感人至深的生命乐章，常让我心潮澎湃、潸然泪下。在这份记忆里，既有为高考拼搏洒下的汗水，也有因百折不挠流下的热泪；既有师长亲友的教诲关切，也有年少同窗的嬉戏欢闹；既有你追我赶的相互竞跑，也有守望相助的携手同行……我也经常因此回想起自己参加高考时的画面，那静伏考场、挥动战笔的情景，清晰如昨；那“挑灯看剑、吹角连营”的悲壮，梦萦至今。考场外的柳蝉嘶鸣与考场内的针落有声，协奏出一曲天籁；教室外的炎炎夏日与教室里的沙沙走笔，绘制出一夏醉美。常常想，假如没有高考，自己的人生轨迹又会是怎样的？人生没有假设，也无法重来，但有一点确信无疑，那就是高考彻底而永远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赋予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就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而言，恢复高考对于促进我国人才选拔培养和推动全民族社会发展可谓“功德无量”。高考的恢复，不仅极大地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使我国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轨道，而且给所有考生提供了平等竞争权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浓厚的向学风气。

　　随着高考的发展，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高考录取标准单一、高校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导致中学教学陷入片面追求升学率与应试教育的泥潭，高等学校无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拔出适合培养的人才等等。因此，在1977年恢复高考迄今的四十余年里，高考制度不断改革。党和国家一再强调，改革要朝“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方向行进。进入21世纪后，高考驶入了改革的快车道，进行了诸如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阳光高考”平台建设、平行志愿、高职单考单招、高考加分、异地高考、针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生的招生“专项计划”等一系列重要改革，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高考改革的科学性日益受到重视、多样化特征逐渐显现。

　　但是，无论如何改革，以全国统一文化考试为根本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数十年不动摇，“维护公平”是高考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的最重要原则。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高考作为一项具有重大社会和教育影响的考试制度，常常面临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冲突与取舍，在公平与科学、统一与多样、特色与效率等一系列矛盾或两难中徘徊与纠结，可以说是中国教育领域最大的难题。在新时代，高考制度面临着新挑战、承担着新职能、发挥着新功效，高考改革也必须继往开来、与时俱进，除了一如既往地维护公平，还必须体现与遵循秉持科学创新、促进个性发展、强化育人功能、提升教育质量、服务社会需求等基本理念和原则。唯有如此，高考制度方能在科学选拔人才、维护教育公平、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国家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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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2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