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6座“祭祀坑” 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三星堆遗址再次惊艳世界

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东 李韵 周洪双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召开，通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成果——新发现6座“祭祀坑”，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发掘始于20世纪30年代。1986年，三星堆发掘两个“祭祀坑”，青铜神树、大立人、纵目大面具以及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一举震惊天下。35年后，三星堆新发现6座“祭祀坑”，目前已发掘至器物层。金面具残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青铜神树等重要文物，再次惊艳世界。

　　专家表示，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新发现，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为更加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别是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历史关系，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祭祀坑”再现罕见文物

　　“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

　　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的勘探研究从未停止，过去30多年间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但始终未发现新的“祭祀坑”。

　　时间到了2019年，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重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直接推动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33家单位对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所在区域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勘探时，考古人员发现一个大口尊，为新的勘探提供了重要线索。很快，6个“祭祀坑”陆续被发现。

　　雷雨说，原来是参观用的展示平台刚好把八个坑完全遮盖住了，“所以不管你怎么做工作，就是找不着”。

考古人员利用特制的升降设施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4号“祭祀坑”内作业。新华社记者 李贺摄

　　新发现6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之前的两个相比，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三星堆第一、二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说，新发现的“祭祀坑”中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3号坑出土的方形铜尊纹饰精美，保存得十分完好。专家指出，这件青铜方尊在三星堆遗址是前所未见的，在同时期整个南方地区都十分罕见。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含金量为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14%左右，面具的表面抛光做得较好，但相比之下非常“厚重”，根据目前所发现的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超过500克，是已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最重的金器。

　　有意思的是，金面具的右侧耳朵有一个圆形的耳孔。这一现象在原来发掘的三星堆青铜面具中也有展现。专家推测，古蜀人应该是有穿耳孔的习惯。  

　　此次发掘出土了一些小件象牙制品，有的饰品表面刻有精美的云雷纹；高60多厘米的大口尊，肩部饰兽首、鸟首，超过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同类器物；龙形器尊，是在南方风格大口尊上做了若干改造的结果，成为已知古代青铜器中的孤例；此次还发掘出土了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这些祭祀坑的年代，被确定为距今4000年至3200年之间，更实证了三星堆与成都金沙遗址的继承关系。雷雨认为，新发现的祭祀坑说明，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同属于古蜀文明，是同一群人不同时期创造的两个遗址，是先后相继的都城遗址。但中间是否有时间重叠或者间隔，目前尚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雷雨判断，8个坑是不同时期形成的，有时代早晚。这一点在地层关系上已经证明。坑的性质趋同，要么是祭祀坑，要么就是祭祀器物的掩埋坑，而不可能是以前有人猜测的古蜀王国因外敌入侵等特殊原因而匆忙埋藏的。

　　多学科融合考古，发现丝绸遗迹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近2000平方米的大棚覆盖了整个发掘区域。6个祭祀坑按分布被“装入”4个窗明几净的钢架玻璃工作舱。所有工作人员均着防护服进入，在悬挂可升降的工作台上开展工作，身体都不接触坑内地面。

　　“工作舱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出土文物提供了最佳保护环境。”据介绍，此次三星堆发掘开创全国先河，为发掘坑修建了考古工作舱，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也提供最佳工作环境。每个舱内安装了8台400万星光级网络摄像机、1台工业全景相机，专门用于考古工程的全程记录，实现实时传输到现场应急会议室，通过专家会诊系统实现远程文物会诊功能。

　　“与30多年前一、二号祭祀坑的抢救性发掘不同，本次发掘我们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此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此次发掘，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验室、文保工作室、考古工作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等就在现场，可确保及时开展对有机物的保护与提取，丝绸、漆器、竹木器以及有可能存在于器物上的文字等，都将避免出土后长时间暴露而遭到破坏。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在此次发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不利局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作为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内容之一，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旸也参与到了考古发掘之中。据她介绍，专家团队通过提取和技术分析，在祭祀坑土样中发现了蚕丝蛋白的成分。经消防专家参与鉴定，尚不能确定是燃烧还是自然腐化而成。

　　“蚕即天虫，沟通天地，启迪生死。”周旸说，蚕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其生长发育涉及卵、幼虫、蛹、成虫等阶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生死的态度。另一方面，该发现也反映古蜀国有丝绸生产，为西南丝路提供了新的考古实证。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步科学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让三星堆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20日下午，一件青铜尊被3D打印制成的硅胶保护套严密包裹后，成功起吊，送入实验室进行清理和修复处理。随着一件件文物的出土、修复，三星堆博物馆也将很快“上新”。

　　“文物上新了，我们的讲解词、文物修复、博物馆都要上新。”三星堆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家可说，博物馆将系统考虑，让文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同时也让文物更好地走进公众的视野。

　　这次考古发掘后，金面具、青铜大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大量重要出土文物的修复，将解答许多过去的疑问。近期，三星堆博物馆建立开放了一个文物修复展示馆，推动文物修复与展示相结合。游客来到三星堆博物馆，可以看到三星堆出土文物修复上新的过程。“这是国内博物馆里的一个创新。”朱家可说。

　　“以前发掘了两个坑的文物，我们就建造了两个展示馆，这次文物上新，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展示空间，让文物有尊严地‘活’起来。”朱家可介绍，三星堆正在筹建博物馆新馆。

　　此前，三星堆博物馆在全球范围内征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及附属设施工程方案，57家国内外顶级设计团队参与设计，其中包括20多家国际团队。按照计划，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将于今年内开工建设。朱家可说：“相信在未来，我们会建设一个代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标志性的博物馆。”

　　当日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透露，今年将继续实施祭祀区的发掘工作，以后将在遗址区全面勘探，重点围绕三星堆遗址的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进行重点发掘，做好考古报告的出版和整理、修复、研究工作。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纳入“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考古研究机构将系统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将川渝地区文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建设好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2019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支持四川依托三星堆遗址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国家文物局将依托此次考古发掘成果，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地方人民政府做好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出土文物保护、展示和研究工作，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此外，国家文物局还将助力当地加强博物馆建设，通过高品质的博物馆展览加深公众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让三星堆文化所承载的重要意义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1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