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随笔】

　　作者：施芸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

　　近日，一位被钱塘江涨潮意外卷走失去性命的杭漂女孩，因被冠以“现实樊胜美”而上了热搜。在一档电视调解节目中，其父母要求其生前的公司追加补偿，以便拿补偿款为儿子支付买房首付。这个逻辑引发了全网愤怒，而视频所呈现出的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之痛”，更是戳中了众多女性的泪点。

　　“女性独立”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也在影视作品中频频出现，但讨论大多着眼于已婚女性，着眼于夫妻关系、养育责任，还很少有未婚但已经济独立的女性角度。对影响自己命运的要求，她们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当经济独立时，她们是该为自己谋划，还是以整个家为单位谋划？尤其是当原生家庭的“责任感”以道德压力出现的时候，她们该怎么办？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更需要反思，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权责边界在哪里？父母与孩子之间，抚育和回馈的平衡机制在哪儿？在二孩全面放开之后，一家多个子女之间，相互扶持的底线在哪儿？诚然，这不是个新鲜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正在增强的个人自主意识与转变较慢的家庭观念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

　　不同于其他领域，在家庭中，实际利益与道德情感融合极深，使得个人边界难以画出。常言道“血浓于水”，家，是从小就浸润其中的环境，是以生命长度来预期的团队合作，是“一个人过得好不算好，大家都过得好才算好”的共同体。这些都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各兄弟姐妹之间，边界画分十分困难，也极不现实。这个案例中，正是因为这种边界的不清，加之姐弟的性别年龄结构问题，才引发网民的愤怒。而事实上，当前父母子女之间的边界不清，不仅表现在父母对孩子索取，更多地表现在孩子对父母索取，比如我们常说的“啃老”中。家庭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主选择，与其在这个家中的性别、角色、成员之间的相互期待等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家庭又同时受到社会变迁带来的“分”与“合”的双重冲击。随着新一代独立意识的增强、就业能力的提升、消费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孩子从原生家庭中分离的愿望增强，希望能自主地掌控生活。但同时，物质进步同样带来了欲求的增加，房子、车子、子女教育等各方面压力，常常超出个人的经济能力，这又需要个人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源集中来解决问题。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在资源比较充裕的家庭还容易解决，比如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会逐渐形成一种以个人为中心、代际合作的模式。但如果家庭资源贫乏，如农村或是城市底层，尤其又在多子女的情形下，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就很容易出现矛盾和倾斜，而这也让成员的自主选择更为困难。

　　最后，在扼腕痛惜之余，我们应看到在城市打拼的外来年轻女性的处境，她们勇敢、优秀、独立，但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却处于最无助的状态，更加重了其无以选择的艰难。她们往往在工作上承受着高强度的竞争压力；很可能租着房，早出晚归，在社区中不被看见，可得的邻里支持极少；而过大的环境和文化差异，又使得远在乡村或县城的父母，对于她们在大城市的生活难以想象，亲人的理解和支持显得遥不可及。在电视剧中，无论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还是《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最后支撑她们走过艰难时光的都是姐妹情谊，但这在现实中可遇而难求，且没有制度支持。因此，比起她们自己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社会能为她们做什么？如何能使这部分业已凭借自己的努力走了很远的女性，能在我们的支持系统中被看见，在她们需要时可以得到帮助，让她们想要自主选择时可以从内外压力中松绑、与自身和解，这是我们面向“美好生活”时依然待解的问题。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1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