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刘敏（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有近93%的工作者受到工作场所关闭影响，2020年上半年，有超过1/6的青年没有工作。疫情打破了青年一代教育、培训、就业的节奏，特别是即将升学或就业的青年受到了更大的影响，而女性青年受到的影响大于男性。

　　学业受阻，在线教育不是万能药

　　随着疫情在欧洲的进一步蔓延，多国高校陆续开启了线上授课模式，目前来看，疫情对欧洲高校的冲击将会持续。英国大学联盟（UUK）确认，大学秋季新学期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剑桥大学在2020年5月20日的对外声明中则明确，在2020-2021学年校园主要用于提供小班授课、实验室工作等，大班讲座统一通过线上完成。在法国，虽然政府对外公布法国高校秋季重新开放校园，但多所高校仍表示会保持观望，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则明确了新学期课程仍将通过远程在线方式开展，校园只面向合作研究项目及小班研讨课。

　　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临时方案”频出，使得不少学生对学业表示担忧。一方面，并非所有学生都具有良好的远程学习体验。高质量的在线课程并非简单地线下挪到线上，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设计，而对于需要使用实验设备或艺术类等对真实场景要求较高的学科来讲，远程学习的替代性则更差。另一方面，高校教育本身是一个组合，除了课程之外，还包含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等设施，还有团队学习、社会交往、海外访学、企业实习等多元学习方式，这部分内容的抽离，令不少学生担忧学业质量下滑、文凭“缩水”。

　　即将升学的学生则在疫情中受到更大影响。早在去年3月，英国考试监管局就宣布取消A-level和GCSE考试，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作业情况、活动参与情况及平日测试结果综合评定成绩。去年4月，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也对外宣布取消2020年的高中毕业会考（法国大学招生考试），成绩由本学年秋季学期两次阶段性测试成绩代替。虽然政策本身值得理解，但学生的反应千差万别。英国“学生屋”对750名学生调查显示，有66%的学生质疑这种做法的公平性。在法国，有的学生认为疫情期间的远程学习效果不好，将平日成绩作为会考成绩让人感到宽慰；有的学生则认为失去了可能“翻盘”的机会，会考本身失去了信誉，让人不满。而随着各国高校录取工作的推进，部分准大学生们表示由于担心大学“运转不像往常一样”，或许选择秋季学期延期入学，其中海外学生对于出行及居住可行性的疑问更大。

　　经济下行，就业前途未卜

　　疫情使法国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020年7月31日发表数据，法国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13.8%。而每年法国有70多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部长梅尔呼吁各界关注青年就业问题，甚至需要将这一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复苏的首要问题之一。法国劳工部部长穆列尔·佩尼戈也表示：“我们不能让年轻人背负着债务压力，不能让他们在工作、培训方面看不到未来。”

　　由于经济下滑，毕业生不得不降低岗位预期以求尽快找到工作。高校的学徒制学生更深受形势的影响。通常学徒制学生以半工半读形式完成学业，公司会支付学生学费并按月给予一定的工资。接收学徒的公司按照国家政策享受一定税收减免，同时学生在毕业后有很大概率直接转正。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学徒制已成为法国高校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工程师、商业类“大学校”约有15%的毕业生都是通过学徒制转正步入工作岗位。然而当前企业却因无法对未来作出预期，而无法签订学徒制合同，《费加罗报》预计本年度学徒制合同将会下降30%～50%，尤其是餐饮酒店、旅游、交通业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

　　德国联邦劳工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5月份，德国失业人数达到281万，失业率从4月的5.8%上升到了6.1%。为此，德国修改了“短时工作制度”的相关法律，保障申请短时工作的员工可以获得至少67%的收入，其中政府负担2/3，这一政策虽支持通过缩短工作时间避免裁员，却无法解决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而且根据7月德国劳工部公布的数字，德国求职招工比为2.01倍，无工作经验的人求职难度将非常大。

　　据《卫报》报道，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三分之一的英国在读大学生和五分之一的毕业生在零售、酒店、旅游、休闲等部门获得了首份工作，而这些行业恰好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目前，英国已有多个企业暂停了新员工或实习生招聘。英国前景教育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000名受访者中，有29%考虑转行，47%表示考虑继续攻读研究生以暂缓进入就业市场。

　　情绪焦虑，心理健康需要社会关注

　　根据法国公共卫生高等研究学校（EHESP）和法国公共观点研究所（IFOP）对全法1000多个样本进行的调查结果，疫情禁足期间，有74%的受访者遇到了失眠问题，37%的受访者感到焦虑、绝望，其中大学生群体和生活无法自理的群体对居家隔离最为敏感。根据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的统计数字，居家隔离已经有约20%的大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著名的精英高校巴黎高等商学院（HEC）甚至出现了学生不堪重负跳楼自杀的情况。英国王子信托基金会对1022名16～25岁的年轻人进行了调查，其中有40%的年轻人称疫情加剧了恐慌和焦虑感，有32%的年轻人因此而“不知所措”，压力主要来自于学业、就业等方面，甚至出现了高中生因担心禁足影响学业成绩，自杀身亡的惨剧。伦敦大学学院（UCL）正在就疫情期间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一项追踪调查，其负责人黛西·范考特透露，随着解禁措施的逐步实施，人们的焦虑水平有所下降，但年轻人、独居者等的情况仍不容乐观。

　　去年7月中旬以来，法国政府开始积极推行“青年计划”。计划包括为雇佣25岁以下青年的企业降低成本，为参与学徒制的企业提供每个学生5000～8000欧元的资助，增加10万个公共服务岗位和20万个职业培训名额等。英国政府也出台了一揽子措施帮助青年学生渡过难关，其中包括鼓励高校扩大招生，上调5%英国本土及欧盟全日制本科生的招生计划，海外留学生及研究生不设上限，以降低入学的波动性，同时向护理、健康等相关专业多分配5000个招生名额；英国学生贷款公司将预付各高校2020-2021学年价值26亿英镑的学生学费，帮助高校盘活现金流，保障新学年学校运转；另外，政府也投入专项经费，为无法找到实习和生活困难学生提供资助。英国各界也纷纷建言献策，关注青年就业问题。青年未来基金会建议政府统筹协调全国基金会，为青年提供教育、就业、培训方面的保障。去年5月，政府为该基金拨款1000万英镑，用于帮助失业、处境不利的年轻人。德国教育部宣布自去年5月初起，因疫情而失业并需要经济支持的学生可以每月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申请650欧元的贷款作为临时经济援助，贷款无息期限截至2021年3月31日。同时，联邦政府向德国国家学生事务协会拨款1亿欧元，用于帮助遭受严峻困难、急需帮助的学生。

　　面对困难，欧洲需要政策创新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曾在自述中描述法国青年一代的景象：失业危机如影随形，五分之一的青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半的青年雇员只能签订短期工作合同，半数法国贫困人口不足35岁，一些地区25岁以下青年人失业率达到40%……他们接受了比任何一代都久的教育，他们沦为时代的牺牲品。此次席卷全球的疫情更是凸显了部分青年人的生存危机，使之成为考验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道难题。

　　然而，针对“被牺牲的青年一代”这一说法，社会上涌现出许多不同的声音。法国哲学家塔沃约指出，“牺牲”一词言过其实，尤其是对比世界大战时期，这一词语显得更加不恰当。疫情之下，社会全体人民都受到了影响，代与代之间没有必要争个高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难处。虽然年轻人面临就业压力，但中年人也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年长的人也同样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压力，特别是这次疫情中，大家看到了养老院中老人的脆弱。

　　通过梳理当前几个欧洲国家保障青年工作的做法可以看出，给最困难学生发放补贴以及鼓励高校扩招都是较为普遍的做法。然而除此之外，政府层面还有哪些可以做、值得做需要开拓新的思路。

　　比如法国社会普遍呼吁政府重启2008年应对经济危机时制定的旨在促进以老带新的“代际合同”以及针对缺乏专业技能年轻人提供工资补贴等帮扶性措施。而法国青年事务国务秘书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则表示，希望出台的政策不会将年轻人和国家置于一种预设失败、依附性的心态之下，国家可以在健康、生态等更需要年轻人的行业进行投资，同时会给予就业困难的学生一定帮助，就算不能立刻提供一个岗位，也可以通过实习、国际企业志愿服务、公民服务等形式为年轻人提供一段有用且富有成长性的经历。英国政府也表示将在致力于建设“世界技能强国”的目标下，加强对年轻人技能方面的培训，建立更有利于青年长远发展的扶持政策。去年6月3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在政府吹风会上表示政府将优先发展新学徒制，以此缓解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历史上不止一次一代人被卷入某种危机或被动需要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我们也的确不能低估青年的适应能力，在这次全球抗疫战斗中，很多冲在最前线的人员都是青年人。英国镜报2020年6月1日发布的一项报告就指出，虽然青少年一代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但他们中间仍闪耀着乐观主义的光芒。常被称为“雪花一代”的他们，在“发挥自己的热情、能力、好奇和创造性来寻求突破危机的办法”，恰如后浪来袭。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各国对于青年工作的重视。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在抗疫时期，特别是后疫情时期，如何从思想、教育、培训、健康、心理、就业创业多个领域建立组合政策体系，关注其“所思、所想、所盼”，支持青年一代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