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登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老子》中的“利器”，分别为“国之利器”和“民多利器”。因事关“国”“民”，意义重大，加之历来说者纷纭，有必要重新审视。

　　三十六章（“国之利器”）“利器”指在不妄为，不强为，不乱为，特别是不为私欲为的“无为”前提下，“无以为”，“无不为”。“无以为”强调“不该做什么”（现实情形），侧重“有所不为”；“无不为”强调“该做什么”（以圣人代“道”示范），侧重“合理而为”。经过“去彼取此”，即“如何做”的选择，体现“无之以为用”（虚以待用）、“有之以为利”（实以得利）的“有无相生”，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共同期望实现“太顺”目标和“圣人之治”的成功理想。

　　《老子》材料，按性质、内容，大体可归为三类。其中有四十余章，阐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有二十余章，先描述“该做什么”，接着树立圣人“怎样做”的榜样，再交代结果。第三类十余章，谈“道”“德”的性状、内容、特点。前两类材料，共同从观察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经验出发，以“天道”为榜样，重点陈述如何行“人道”，特别是理想的“圣人之道”。由于“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构成、体现“道之道”，即《老子》的最高理想——“圣人之治”。

　　“天道”为何“利而不害”？因为“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在“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周而复始、繁衍生息、化育出新的运动变化中，天之道不仅“不争而善胜”，而且“功遂身退”，体现了“道”“莫之爵而常自然”，即贵柔、守雌、尚虚、处下之类“可以为天下正”的“清静”品格，无为不争、顺其自然、成就万物的特点。作为“道”的化身与代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欲不欲、事无事、学不学、味无味、德不德（得）。具体到社会生活，“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不自生，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自大，不自贵，去甚、去奢、去泰，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尤其强调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自宾、自均、自知、自胜、自爱……因为“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最重要的是“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不争”。“唯不争，故无尤”，但“妄作，凶”。要学习“道生万物”，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的精神，对天下之事，以“豫兮其若冬涉川，犹兮其若畏四邻”的态度，“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通过不争→天下不乱→爱民治国→以正治国，实现安平太→太顺→圣人之治，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美好盛世。这便是“无为无以为”“无为无不为”共同作用要达到的理想。“善始且善成”地实现此理想，即展示了“国之利器”。

　　据此，古今学者，关于该章“利器”的相关说法，如“赏罚”（《韩非子·喻老》），“权道”（河上公注），“利国之器”（王弼注），圣智仁义巧利（范应元注），喻国之威武权势之属（薛蕙注），“国家的有效的武器”（任继愈《老子绎读》），权柄军力（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或过于简略、抽象，意思不明，或不符合《老子》主张、实际。随之，对“示”的解释，也不甚恰当。如“任刑也”（王弼注），“示疑当训赐”（高亨《老子正诂》），“意谓不可用权势禁令来威吓人民，不可以严刑峻法来制裁人民”（张松如《老子说解》），“展示”（任继愈），“炫耀”（陈鼓应）。那么，“示”为何意？当做何解？

　　该章在引出结论之前，首先列举了“张”“强”“与”“予”四种情形。其中“固”，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为“古”，王弼本为“固”。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以为“‘古’字均当假为‘固’”。其引王纯甫云：“‘将欲’云者，‘将然’之辞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辞也。”故“固”当为《说文》段注“事之已然者曰固”之义，即“已经如此”。理解为“姑且”（张松如、高亨），“暂且”（任继愈），似未妥。因为“柔弱者，生之徒”，而“张”“强”“举”“予”表现为“刚强”有余，“柔弱”不足，不符合“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的原则。就像“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有为过度，不可持续。故要“歙”“弱”“废”“夺”，使事物朝“自然”（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正常、合理（应该如此）方向发展，并得到“果然如此”的结果，故为“微明”，于是引出了结论。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喻老》以为“势重者，人君之渊也……赏罚者，邦之利器也”。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云：“鱼以喻人，渊以喻道。鱼脱渊则终，人离道则死矣。故有邦家者，当以道自重。”范说相对合理。这两句是喻体在前，本体在后的比喻。即“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就像“鱼不可脱于渊”。前一句内部又自为喻，从两方面说明“鱼水关系”。一方面是侯王（水）不去争霸逐利，天下太平，百姓（鱼）就能依天性，自由自在、率性随意生活。另一方面，侯王（鱼）也离不开百姓（水）。因为“罪莫大于可欲”，出于贪欲，凭借“兵者，不祥之器”的“乐杀人”，是最大的不该“示”。若天下之事，一味朝诸侯争霸、人人争利的“刚强”方向“有为”，就如同鱼脱于渊，统治者与百姓，均不得其所。要“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向圣人学习，“不为而成”。将“为腹不为目”（“腹”为自然、正常、合理要求，“目”为“五色令人目盲”的贪欲）、“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之类原则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具体实在、无处不在地贯穿于政事活动的始终，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此“利器”，无形，看不见，摸不着，似“无”却常“有”，常“示”却不故意显露。人人能切身体会到“以无事取天下”的好处。这便是“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无割”。“朴”代指“道”，“器”代指“道”之“用”。河上公注：“器，用也……圣人用之，则以大道制御天下，无所割伤。”王弼注：“大制者，以天下之心为心，故无割也。”即“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便是“道”之“德”（得），符合“自然”“无为”思想。此为无形之形，不器之器。不是“不可以示人”，而是“无以示人”，且要像“鱼不可脱于渊”，须臾不离。

　　《庄子·胠箧》是对《老子》“绝圣弃智”主张的发挥。前面四段，以否定表肯定。表面指责“圣人之过”，实则抨击“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说明其向往的“至德之世”，“至治”之时，圣人不刻意作为，但百姓生活却如鱼得水。故“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为《老子》三十六章的“利器”作了旁证。

　　五十七章（“民多利器”）“利器”义为智与欲。该章“利器”，各家解说不同。如“权也”（河上公）；“凡所以利己之器也”（王弼）；杀人之器，杀人之事（范应元）；喻权谋（苏轼、陈鼓应）；“乃指人君赏罚之权，所以控制臣下者也”（张松如）；武器（高亨《老子注译》、陈鼓应、高明）；“民间的武器”（任继愈）。

　　“利器”与“忌讳”“知巧”“法物”连在一起，表示否定，上述理解，均可备一说。但依《老子》全书思想观之，“利器”指私欲与智慧。《老子》并不是否定智慧本身，相反，是教人用大智慧、大聪明，追求大成功的哲学。其反复强调“恒使民无知无欲”，“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是因“以知治国，国之贼”。贪欲是包括侯王在内，“民多利器”的根源。用智慧，凭争战满足私欲，无疑造成了春秋以来天下大乱的局面，“师之所处，荆棘生焉”的巨大灾难。贪欲愈多，智慧愈用，动乱愈剧，民生愈苦。故“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强调保持“沌沌”的“愚人之心”。因为“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要“复归于婴儿”。做到“至虚极”“守静笃”，则天下安，百姓乐，是为“归根”，亦为最大的“利器”。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