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彦伟（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吴宓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学人。他在1922—1933年间主编《学衡》杂志，践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术宗旨；1925年参与筹办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院工作，短短一年间清华国学院从无到有并在中外学界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力。那么，吴宓对国学的楷定及其内在精神义理的发明，便显得颇为重要。

　　一

　　如何定义国学，吴宓1925年9月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说，“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此一“学术文化全体”，虽仍指向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但吴宓显然有其独特的理解。他在《悼柯凤孙先生》一文中发明道：“经”为形而上的普遍真理。经言理，史述事；理在普遍永久，事属变动偶然，故一部“二十四史”即为经之理的具体实证。子部是个体对“宇宙人生自然全部之观感印象而组织成一系统者”，故其相对于经部真理的普遍性、史部的社会整体性而言，当位居于经史之下。而集部个体性、情感性的属性，使之相较于子部的理智而言，又当在子部之后。由此，吴宓对“四部”之学内在秩序和逻辑的阐发，已然溢出传统学术的视野，而呈现为中西学术会通的观念自觉。他的讲经论理——“万事万物之本原”“普遍永久”之理，实接近于西哲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而他所谓的遍布宇宙间的真实本体，为一切万有之根源的“真如”，又近乎佛教的华严境界。因此，吴宓说中国学术系统的“分类及次序，实含有深远之至理。以普遍之标准（综合中西古今，或超一时一地）评察之，可明其意义及价值”，信可谓也！

　　更进一层，传统儒家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学术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必然寄寓在典型人物身上。所以他说：“中国学术史中之典型人物及伟大作者，必由此系统而产生，亦非遵此系统莫能造成……并包含一种理想与精神，其所希望造成之人物，简言之，为（1）内圣外王，德行兼备；（2）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种理想人格，乃中国学术系统应有之产物。而学术系统与理想人格，二者实组合一体，交相为用。惟有此种系统乃能产生如此人格，亦惟有此种人格，乃能证明此系统之成功及其存在之价值。”晚清以降，中国旧有的学术系统正在遭遇重大冲击，这在夙持古典人文传统的吴宓看来，该系统将与其“所造成之理想人物，恐将从此而斩”，这恐怕也是他一再致意“老师宿儒明贤硕学”的深意所在。吴宓盛赞曾国藩为“中国近三百年中值得吾人崇敬之人物”，推誉柯劭忞“中国学术系统人格规范，则更纯乎其纯者也”，深信王国维“实亦恪遵中国学术系统而歆慕该系统所孕育之理想人格者”等，正是他从中国人文精神发扬处的立论。

　　二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的原始儒家本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取向。作为亲炙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中国弟子，1921年吴宓留学归来后，在新人文主义的统摄下，阐发中国圣贤哲理和文艺美术精神，是其国学观的特殊之处。他解释道：“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至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德之名义虽亡，而功用长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赡、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文传统，实是新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重要部分之一。吴宓在中国倡导新人文主义，自然也要首先基于儒家立场，进而会通古希腊以降的人文主义统绪以及佛学的精义微言。

　　但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中，最精于为人之正道的儒学却遭到过激派摧枯拉朽般的攻诋。对此，吴宓强调要一方面发掘中国人文传统中恒在的精神价值和现代意义，一方面吸纳融合异质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进而推进中国文化的生新与创造。他说：“孔孟之人文主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吴宓之所以具有历史的、开放的人文视野，是因为他坚信中西方在道德、心性、论理、治道等方面均是建立在同而不异的人文基础之上。

　　三

　　吴宓国学研究的现实旨向，意在求“历史的综合与中心学说之造成”。1926年1月，吴宓在清华《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中指出今日国学研究的两重目标：第一重是对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运用现代学术理念、方法进行整理综合，并从中发明中国经史文艺特有的精神和价值；第二重是在人文主义的视域下，立足现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秉持对中西方道德伦理趋同的人文确信，折中调和，斟酌去取，尝试建构起一套具有普适价值的道德、社会和人生的新秩序。这也是吴宓欲“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和对全世界迷乱纷争或有所贡献的具体所指。为此，他一再说：“将来世界文化必为融合众流，而中国文化之特质，厥为纳理想于实际之中之中道。吾侪就此发扬光大，使中国文化得有以贡献于世界，是为吾侪之真正职责，亦不朽之盛业。”

　　很显然，吴宓所悬设的国学研究目标，不尽然是中国文化全体的事实，更关键在于事实背后的独特精神，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而这必须建立在国学“高深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但吴宓的国学观又要求它必然落实到社会实践中，所以他格外强调“教授普通国学”的重要性。吴宓本欲借此“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造就正直高明之士”，以转移社会风俗，培植民德民性。他说，这是清华研究院对于国学、对于社会，对于中国前途，所应负有的重大责任。如果说，吴宓两重研究目标是“体”的话，那么对于通才硕学的培养便是“用”了，体用兼备，本末一贯，方是吴宓国学观的完整体现。

　　职是之故，吴宓的国学观可综括为：在以儒学为根本的人文主义视野下，在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进程中，因循中国学术系统的本然结构，撷取孔孟往圣之人文精粹，复参照于西洋的道德哲理，综合贯通以求取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并进而建构起一套具有普适价值的道德、人生和社会的新秩序。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