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洪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说起人本主义，学者们往往以西方来立论。他们从古希腊哲学谈起，探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联，重点阐释自启蒙运动以来如卢梭、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等学者的人本主义观点，仿佛人本主义是西方学人、西方文化的专属品。人本主义是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吗？在笔者看来，人本主义并非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而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在此方面，陈鼓应、楼宇烈、牟钟鉴等先生已有论及，如陈鼓应先生在访谈中说到西方哲学时说“西方哲学侧重于神本，神是唯一的、唯我独尊的，是带有独断性的西方性的自我”，并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指出了中国人本主义的渊源：“西方文化的根底是神本思想，中国文化则从殷周祖先崇拜的信仰中渐渐走向人本主义，是对人群的关怀。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弥漫着浓郁的人文思想和情怀。”楼宇烈也在《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一文中告诫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人本主义不是从西方来的，是我们中国的土产，而且是这样一种原汁原味的土产。”

　　从历史上看，西周建立后，周公旦制礼作乐，确立了以“亲亲”“尊尊”为核心观念的宗法制社会；并且，周人认识到天命靡常，唯德是辅，故敬德明德，从殷商时期“帝”“上帝”的观念，转变为“天”“天命”的观念，实现了从“有命在天”向“以德配天”的转变，阻断了中国文化从自然宗教向一神教发展的路径，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倡导仁义礼智，道家鼓吹道德，墨家宣扬兼爱非攻，法家主张法术势，并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鹖冠子·博选》）的观念，在人世、人生、人性、人情等多个层面圆融互补，从而形成了儒、道、法相互支撑的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架构。本文中所谓新人本主义，即是在传统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固本培元，融入现代质素，建构起符合时代特点的新人本主义体系（当代西方亦有所谓新人本主义，但已完全背离了西方古典人本主义，表现出非理性化、非理想化等特征）。我们这里只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坚定文化自信。晚清以降，志士仁人为救国图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掀起了狂飙式的改革。在文化领域，由于受到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欧美来华传教士乃至于日本学者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也从根本上批判、否定中国文化，形成了文化批判的潮流。从客观上看，文化批判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潮极大地助长了某些国人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简直一无是处。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既不能“移植”，也不能凭空臆造出来，只有继承传统才能有所创新。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自有其历史的合法性与存在的合理性，自有其伟大辉煌的一面，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当下，我们应坚持文化自信，一方面从正面弘扬传统文化，相信中国文化能够解决中国人自身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坚持文化批判的底线思维，在对文化中落后的、愚昧的内容进行批判时，不能“一棒子”打死，从整体上彻底否定。

　　涵养家国情怀。从西周开始，宗法制社会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孟子·离娄上》中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是中国人所谓“天下国家”之内涵。在此观念影响下，中国人重家国情怀，这与张扬个性、重个体精神的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需要指出的是，百余年来，在西风东渐影响下，某些国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流行，家国情怀淡漠，甚至成为“香蕉人”。另外，我们还要警惕“己本”主义。根据牟钟鉴先生的说法，“当代西方人本主义以无神论激烈反对宗教神学，但它崇拜最高唯一真理上帝的思维方式没有变，只是在把‘神本’变成‘人本’的同时，又把‘人本’变成‘己本’，自我成了新的‘上帝’”（《中华文化是人本主义，西方文化是神本主义》），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小团体、小宗派利益为中心，进行抗争与斗争，往往撕裂社会、异化人心。家国情怀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的涵养，这是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的优势，需要发扬而广大之。

　　建设道德生态。一个人由于出身背景、天赋秉性、教育程度、宗教观念、经济状况乃至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种类繁多、姿态各异的道德观念。这就如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也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道德生态系统。中国古代道德生态以儒、道、法（法家侧重于实践层面，兹不论）为根基，三足鼎立。儒家之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从正面响应人性中的正能量；而道家则从无、静、虚三个方面消解人性中的负能量，儒道互补，体现了不同层面的生命追求。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一直把“和而不同”作为最高原则，儒家、道家思想虽相互攻讦，但实际上处于一种互补的、动态的平衡状态，从而培养了中国人的艺术情怀与生命情结，从整体上形成了较为良性的道德生态系统。但是，百余年来，中国传统道德生态系统受到了侵蚀与破坏，亟须修复，以期重新焕发生机。一方面，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加强道德的养护与培育；另一方面，当下的道德生态也需要融入新的“血液”，诸如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念，也需要不断强化并得到切实有效地施行，不断完善道德生态系统。

　　关注精神世界。人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意味着，人有物理空间、物质空间以安放身体，有精神空间、心灵空间以安顿灵魂——形成人的心灵栖息地。而二者之间是一个矛盾体，既可以共生共荣，相辅相成，也可以彼此疏离，互相伤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儒家、道家为支点，儒家做人生的“加法”，道家做人生的“减法”，共同作用于人性与人心。尤其是孟子和庄子，受战国时代风云激荡，前者倡导浩然之气，后者鼓吹齐物逍遥（适性逍遥），极大地张扬了中国人的心灵境界。而百余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的“拿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人的心灵栖息地。显而易见，当下人们正欣欣然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成果，发达的通信、便利的交通、吸人眼球的娱乐、令人透爽的消费、一日千里的科技进步，人们的生活笼罩着耀眼的光环。但在发达的物质文明背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诚信缺失、精神颓废等，正困扰、侵蚀着人们的心灵，有些人甚至成了“空心人”。人的心灵空间、精神世界是需要支点的，精神也需要“温养”，一个民族的文化亦然，而此方面很难或者说无法短时间建构起来，只能且必须向文化血脉中寻求帮助，而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累积”足以支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总之，中国自西周以来奠定的人本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而当下正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紧要关口，新人本主义的建构或许是实现文化自信、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推手。中国这大半年来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和歼灭战，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人本主义的特征，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观念的融入，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新人本主义的基本内涵。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3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