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疫故事】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赵玉英

　　回想在武汉火神山医院战斗的70多天，每天午饭时间基本都是下午两点多钟，虽然盒饭已经凉了，但心里很温暖，身为人民军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患者至上、生命至上。

　　回想起在武汉的日子，2月4日中午，火神山医院收治的首批50名新冠患者，24名分在了我所在的感染八科一病区。

　　现在来看，我都不知道，那天是怎么挺过来的。

　　64岁的患者吴阿姨见到医生就要排尿，不到一个小时，接连尿了6次；8床要求立刻输液，说只给他吃药不输液是对他不重视；10床翻出了转院前的药单，问为什么以前用的这种药，来了却换成另一种药……

　　还有两个不能交流的患者。90岁的患者尹奶奶，既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不吃药，也不喝水吃饭，把病床上的床单打成一个包裹，要回家。

　　56岁的患者钟阿姨，半年前做了脑胶质瘤手术，智力和表达能力下降，一吃药就呕吐，连水都咽不下去。

　　人民军医是群众的亲人，代表着党和军队的形象，解决不了这些棘手难题，如何担得起疫情防控战的如山重任？我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开始想办法。在开展干细胞、中医药、恢复期血浆等科学诊疗的同时，我还开出“心药方”，用心治心病。

　　建微信群是我开出的一剂“药方”，用以解决患者陪伴的问题。这个微信群里，除了医生、护士和患者，还有家属、朋友、关心火神山的社会人士，一下子有了140多号人。

　　这一下热闹了。好处是一揽子解决了“红区”和“黄区”、医护和患者、患者和亲属的沟通联络，“坏处”是时时刻刻都有人“微”我，凌晨3点还有人在群里寻医问药。

　　那些天，我就像一个应答机，回答着群里的各种提问，每天发上300条微信是常态，最短的一个字，最长的要100多个字，手机随时得挂着充电宝。

　　几天下来，我突然发现，交流通畅了，病区也和谐了，找医生要打针输液的少了，怀疑自己不行了的也少了，就连“尿频”的吴阿姨都好了。

　　我去查房，吴阿姨还拉着我的手说：“其实，我是怕你不管我。”

　　我把这剂“药”也用在了钟阿姨身上。

　　得知钟阿姨的儿子小李也是一名轻症患者，正在另一家医院隔离治疗，我多方协调把小李转院到火神山医院，安排和钟阿姨住在一个病房。

　　看到儿子进病房，钟阿姨状态好了很多。儿子每天“妈妈、妈妈”地喊着，钟阿姨服药也不呕吐了，吃得好，睡得好，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钟阿姨的问题解决了，尹奶奶越来越想家。我拨通了尹奶奶儿子的视频。微信那头，儿子用方言大声地劝说母亲：“妈妈你不要走，这是解放军的医院，你要听医生的话。”

　　尹奶奶指着我：“你是让我听她的话吗？”儿子点头，尹奶奶也点头。

　　几天后，我又找到钟阿姨的儿子小李商量，把尹奶奶搬到了同一个病房，一方面查房和交流时有个年轻人当“翻译”，另一方面可以让小李帮助照顾老人，递个水，打个饭。

　　小李用一口流利的武汉话和尹奶奶拉家常：“这是解放军的医院，最好的医院。”尹奶奶又点点头，再不背她那个用床单打成的包裹了，还第一次主动向护士要了一杯水。

　　十几天后，“祖孙三代”一起健康走出火神山。

　　在武汉完成救治任务，我重新回到驻河北某军队医院临床一线，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深深地扎根在心里，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一定还会请战出征。

　　（光明日报记者耿建扩、陈元秋 通讯员刘会宾整理）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28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