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雪冬（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风险的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全球化就是在不断应对各种风险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互联互通的发展，风险全球化出现的频率和强度也在提升。在过去20年中，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标志性的全球风险，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攻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今年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大，应对复杂，并且与世界格局的转变、主要国家的国内治理转型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凸显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点。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还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需进一步观察分析。但是，与之前暴发的全球性风险相比，这场危机涉及的人群范围更广，防控的不确定性更高。就影响范围来说，强扩散、高致命性的病毒，直接威胁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就不确定而言，尽管各国医疗人员努力救治，科技人员共同攻关，但是目前还没有充分确认这种病毒的产生原因、传播渠道、变异方式、影响后果，也没有形成最终的治疗方案，培育出普遍接种的疫苗。这是各国应对危机过程中普遍出现过慌乱无措、应对失措现象的根本原因。

　　对于那些长期习惯以塑造外部敌人来凝聚国内多元社会共识的国家来说，很难围绕疫情本身达到这个目的。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就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但各国依然有各自的应对做法和政策节奏。一旦疫情扩散超出本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个别国家的政客就会借机将危机起源“人格化”，把自身的失责归因为外国的“卸责”，以转移国内应对危机不力的矛盾焦点。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在内的各种阴谋论的出现，则是危机来源“人格化”的社会反应。

　　这场危机生动展现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锋利之处。当锋利的剑刃挥向既有的利益、制度、观念等各种藩篱的时候，各种要素就更快速便利地流动起来，人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激发出“世界是平的”憧憬；而当剑刃朝向人类自身的时候，也会为风险在全球的扩散提供加速器和放大器，使国家、阶级、种族、社区等各种安全防护单位在应对风险的过程显露出各自的作用和相互差距，提醒人们“世界是有裂痕的”。

　　尽管这场危机将会引发一些领域出现结构性重组，为民族国家强化自身的地位和扩张干预范围提供有力的理由，进而延长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全球化平台期。随着全球疫情的逐步缓解，特别是世界力量格局的进一步调整，世界主要大国国内治理的变革，全球化必然会通过转化动力，调整方向，充实内容，跃升出这个平台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爬坡跃升的过程中，有四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一是全球化的动力源将更加多元均衡。非西方力量，包括民族国家、资本、社会组织等将更加积极主动，更全面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推动和塑造作用。它们将把自己关于全球化的愿景投射到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加快淡化历史积淀而成的“西方中心”“美国中心”倾向，推动各个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构建继续延续深刻变革的旋律。

　　二是全球化进程更为复杂。经济全球化将更加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力量的规约和塑造。全球化的资本利用价值链重组了全球地理空间后，将面临如何与依然坚固并且更加主动的民族国家和解，以确定新的生产场地和生产形态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会继续以更为多样、可接受的本土化、区域化方式展开。

　　三是安全将在全球治理各主体的议程上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安全将强化民族国家作为安全防护基本单位和核心主体的地位，诱发各国政府扩大安全的界定范围，做出相应的法律制度政策等调整，使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更为敏感。另一方面，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这场危机也提醒每一个治理主体，在全球风险下，没有一个国家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独善其身，成为“封闭的安全岛”，现有的国际机制在应对全球风险时既能力不足也不完善。

　　四是国家治理能力将充实新内容。在应对全球风险时，如何平衡国内资源与国际合作意愿，成为衡量主要大国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直接影响着合法性的涨落。应对全球风险的过程，也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互强甚至互弱的过程。只顾及本国利益，推卸应该承担的全球治理责任的大国，必然会丧失国际道义优势，进而恶化国内治理改善的外部环境；而不能通过参与国际合作改善国内治理状况，也会在参与国际合作中消耗国内的合法性资源，进而侵蚀其国际声誉。随着世界格局调整，新老大国在面对全球风险应对这场新比赛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一个国家平衡内外治理的能力越强，就可能跑得更远些，更能通过有效推动全球风险的应对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地位。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7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