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建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人生中的“第一”都非常重要，事实上，一个城市的“第一”同样重要。尤其是当一场不测的风暴与未知的疫情来袭时，“第一时间”的反应，“第一时间”的判断与决策，将决定其整个战役的成与败。

　　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拥有2400多万人口。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之后，许多人把可能的第二个疫情“暴发地”悬挂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头顶上。这并非“空穴来风”——上海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她还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性城市，又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中部，且是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核心地。

　　2月2日起，上海开展社区口罩预约登记工作。这是在上海明园小安桥小区，工作人员在为居民登记预约信息。 新华社记者 高峰摄

　　上海动，中国和世界也将地动山摇。

　　“决不能让上海失守！丝毫不能！”在武汉疫情最初出现苗头时，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人民就在全国面前如此誓言。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当年革命战争时期，新生的共产党就领导我们浴血奋斗，血染黄浦江，建立了新中国！今天，世界都在瞩目上海，我们决不能让一场疫情伤及她的美丽和繁荣……”在压抑和沉闷的时刻，上海人民的心底在这样呐喊。

　　一个偶然的因素，我被“留”在了疫情阴影下的这座城市里。之后的日子里，我相伴于她的身旁，时时感受着疫情中的特殊上海，火热的心和激情的泪，随这座城市一起跳动和流淌……

　　2月13日晚，上海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蒋军在车厢内对玻璃进行消毒。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警报拉响

　　1月20日，我从北京到上海执行一项采访任务。就在这一天，从手机上看到了一则新闻：国家卫健委确认上海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病毒这么快就传染到了上海呀！我的心惊了一下，转念又想：这么大的上海，出现个把病例，也属“太正常不过”的事吧！但后来我知道，正是从这一病例在上海市领导那儿挂上“号”后，整个上海就在第一时间开动了防控机器，甚至精确到每一个细节。后来有人嘲笑“上海人怕死”，这其实是因不了解上海人做事风格而产生的极大误会。

　　我们来说一说上海第一例病毒感染者的“来龙去脉”吧——

　　56岁的陈女士长期居住在武汉市，1月12日她来沪探亲。早在1月10日她就有发烧症状，自行服药几天，但热度一直不退，并伴随浑身无力、胃口差和明显的咳嗽症状。

　　1月15日晚9时，有些吃不消的陈女士在子女的帮助下，来到上海同仁医院发热门诊。

　　“哪儿不舒服呀？”接诊的于亦鸣医生是这一天临时被抽来支援发热门诊的呼吸与危重症学科医生，经验丰富。“我记得当时媒体报道武汉已有40多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又听这位女士的口音好像有点像那边的人，所以特别留意起来。”事后于医生说。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于医生顺口问。

　　“不是，是武汉的。闺女在上海，来这儿过春节的……”陈女士吃力地回答。

　　“噢——武汉的。”36岁的于医生声音很随和，但心里却“咯噔”了一下。凭借13年的职业经验，他立即警觉起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特别处理”——会同感染行政科副主任刘岩红立即将陈女士移至独立留观室。“你先到这边休息一会儿，我给你开个单子，去做个胸片检查。”

　　“你们几个也要注意点，戴个口罩，防止传染。”刘岩红一边吩咐其他人防护起来，一边自己第一个申请进入陈女士治疗的发热隔离病房。

　　陈女士的胸部透视片子到了于医生手里。坏了！两侧肺部呈现多发渗出病灶，这是“非典型肺炎”的明显表现。

　　“马上给患者办理住院手续，并立即对其进行隔离！她的亲属在吧？也马上进行隔离观察。医院内部凡是这个患者经过的地方都进行消毒。你们几位和于医生一样要特别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啊！一有异常，立即报告。”刘岩红严肃地向身边几位医生和护士交代，随后立即向医院领导汇报情况。

　　“我们马上请专家来集体会诊。”医院领导同样在第一时间作出果断决定。

　　当晚，陈女士被安排在有隔离设施的特殊病房，并开始接受特殊治疗。同时，医院向上级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上报相关情况。

　　1月16日一早，上海市卫健委即组织市级专家来到陈女士所住的医院进行会诊。当天下午，有关病情和样本上传国家卫健委。

　　1月20日，经国家卫健委专家复核，陈女士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市府领导的电话直接打到市卫健委，卫健委的领导直接下到患者所住医院进行检查。

　　从上海市民们还在照常工作的16日起，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向各大医院、社区下达一道又一道的“内部指令”：务必注意来自武汉的发热者和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范围，一旦发现情况，立即采取隔离措施！

　　“哎哟哟，真来了！急滚急滚！”说话当口，第一例确诊病例已临门，而这，也便意味着中国第一大城市的疫情从此拉响警报。

　　市委、市政府领导当晚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同时下达几道“死命令”：

　　“必须全力抢救患者，以百分之一百的努力抢救生命。”

　　“必须全力隔离好亲密接触者，做到绝不扩大传染范围！”

　　“必须全力做好市民和医院的防控，工作布置到各个社区、各个基层单位！”

　　“必须全力做好虹桥、浦东两个主要交通枢纽的防控安全……”

　　一道比一道更严格和严谨的指令从人民广场边的市府大楼里发出，然后传遍全上海市区与郊区的每一个单位，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乡村。

　　“陈阿姨，您放心好了！有我们在，您尽管放心。有啥事情和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们就是啊！”病房里，医生、护士一句句温馨的话，一个个关切的举动，让一度担忧、焦虑、情绪极度低落的她，慢慢地舒展面容，露出了希望的笑容。与此同时，在专家指导下，医院不停地对各种药物和治疗方案进行调整和试验，更科学、合理地对症下药……

　　21日，我在上海某单位采访，发现原来约好的采访人员被抽调到防疫一线执行任务去了。这是我来到上海的第二天，这一天市民们似乎没有发现其他特别之处，除了大家拼命抢购口罩、食品外，“重大新闻”没有太多。但是，市府机关和市委大楼里，人们早已忙坏了，有同志告诉我，他们连中午饭都是跑步去抢了几口便重新回到岗位。

　　“怎么啦？上海也出现大疫情了？”我急切地问。

　　“没有。但市里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出现的大疫来袭。”上海同志说，“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每天四面八方光过往上海和来旅游的人就有几百万啊……对这些人都得防控呀！一个患者防不住，可能就会传染给百个；百个再传染千个、万个……整个上海是啥样晓得伐？”

　　晓得！我心想。

　　后来，我知道了这一天他们为什么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在为23日全面开启的防控措施做准备和布置——这，绝对是一场“战役级”的战斗。

　　“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采取措施，毫不含糊，这就是我们的‘上海经验’！”这位朋友骄傲地说。是的，在全国疫情尚处“火苗”的阶段，在大上海已经垒起了防疫的“钢铁长城”，这是极其可贵的，它为全市阻止疫情来袭争取了无比宝贵的时间。

　　上海经验

　　“上海经验”何来？上海经验来自这个城市的特质，也许更准确地说，是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自开埠以来，上海经受的疫灾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不说远的，仅1926-1949年的23年间，上海先后有6次天花大流行，累计发病15190人，死亡近万人，死亡率高达59.5%。

　　专家告诉我，旧上海传染病之所以猖獗，其原因主要是市民对城市环境缺少保护意识，旧制度下的城市管理又几乎处于应付状态，“城市病和城市疫情时常暴发成为必然。”专家说。

　　“城市病”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存在。

　　1988年夏天，甲肝传染病在上海流行，近30万人感染。上海人民在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背水一战，雷厉风行地出台了后来被专家们评价为“可圈可点”的“三招”。第一招，360度全方位无死角洗脑式卫生宣传，让整个上海市民的“神经全都竖了起来”——对疫情真相和防控手段人人皆知，全民上阵。第二招，果断掐断直接传染源头。上海市政府决定全市严令禁止销售毛蚶，一经发现立刻重罚，不留半点死角。第三招，动员全市人民参与“战役”。1988年的上海，可以接收传染病人的床位只有2800张，全上海总共也只有约55000张床位。疫情暴发高潮时，不到半个月床位就紧缺了。怎么办？工厂企业主动把仓库、礼堂、招待所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部分旅馆酒店也临时被征用为隔离病房；各区学校、新竣工的楼房，改用于安置病患……再不够时，市民纷纷从家里扛着折叠钢丝床跑到医院说是来捐献。一时间，全市共增设12541个隔离点，床位达118000张，另有近30000张家庭病床随时备用。

　　如此这般，一场史无前例的上海大疫被硬生生地遏制住了！血的教训与经验让上海人对待传染病有了不一般的警觉与警惕。上海人终于活出了更高、更好的水平！

　　2003年“非典”来袭，广东、北京基本“沦陷”之后，上海以其强大的抵抗能力，四面阻击，最终以最小的代价，保卫了这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

　　然而，此次疫情似乎来势更猛，更凶！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24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在疫情袭击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非同小可！“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城市保卫战、阻击战、人民战争！”我听到这样的声音不断在黄浦江两岸回荡，也在万千栋摩天大厦的霓虹灯下闪烁，更在每一个市民的手机里传播……

　　1月23日，我没有停下脚步，很快知道了当天上海的一些战“疫”情况。

　　这一天的上海，各个医院已经严阵以待。比如，在著名的瑞金医院急诊大厅内，进门右手边，就是新设的前置预检台，站在那里的导医犹如一名时刻警惕又很友善的“边防警察”拦下每一个进门的人：“从哪里来？有武汉接触史、旅行史吗？发热吗？”

　　进门第一道关卡已经加装了移动空气灭菌站。再往里走，可以一眼看到这样的装备：口罩、隔离服、护目镜……在一间急诊室内，院方负责人介绍，自新冠病毒肺炎传播以来，在像瑞金这样的大型三甲医疗机构中，医院感染管理升级显得尤为重要。

　　发热门急诊装备完备，进门诊大楼也需检测体温。这里是切断传染源的关键地段。从急诊到发热门急诊，约有2分钟步行路程。在新门诊大楼隔壁的平房外墙上，“发热门急诊”的招牌赫然高挂。

　　患者可以往里走，但一般人会立即被制止：“门之内就是污染区了，请与它保持距离。”把守在此的医务人员“铁板一块”，即使本院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通行。正在工作的医务人员一律穿戴一体式隔离服。

　　这是真真实实的临战状态！上海医院真“硬核”！

　　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发热患者治疗间”如同一个完备的“小型医院”：预检台、候诊区、收费处、诊间、检验科、放射科……瑞金医院在此刻已经能够做到每一个发热患者的一切就诊和治疗均在这样的空间内完成。

　　“1月23日起，我们上海重点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都要求这样做。这是阻击疫情、坚守高地的主战场，绝不能有半点马虎。”上海市卫健委负责人后来这样告诉我。

　　“当时你们心里害怕吗？面对来袭的新冠病毒……”我曾问一位重症病房的年轻女医生。

　　她笑了一下，又绷着脸，认真道：“不怕。上了战场，怕也没有用。再说，看到患者恐惧的样子，我们就更不能流露出一点慌乱情绪……”

　　就在疫情前沿阵地布阵初见成果之际，上海市领导又在为下一步疫情“大决战”下达“组合拳”。

　　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更不能出现任何慌乱现象。

　　要落实全市联防联控机制。

　　要全力救治每一个患者。

　　要密切监控好每一位患者接触者。

　　要做好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要确保防护物资储备和全市人民的生活市场供应。

　　要确保全市人民能过上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要……

　　“那天，市委书记、市长轮番讲了一长串‘要’，而每一个‘要’，都像钟声在我们的心头回荡！”上海朋友对我说。

　　24日上午，上海市政府召开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启动“一级响应”机制，严格落实国家关于新冠病毒肺炎“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的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

　　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战“疫”正式打响……

　　人民战争

　　“一级响应”对普通人来说，他所能感到的是：远行难了。先是重点疫情区来的列车停了；飞机航班没了；轮船自然也不会有了；省市区际间交通后来也一律停运。

　　所有人出门得戴口罩。若不戴口罩闯入居民小区或单位、商场等公共场所，另一方有权拒绝进入并要求强制劝回。

　　凡从重点疫区来的人隔离14天。后来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它为大上海防疫战斗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上海自1月24日“一级响应”后，所有娱乐场所停止活动，包括迪士尼乐园。全市所有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实行闭馆。简单一句话：除了生活和副食品商店及药店外，其他的街道门面统统关闭。上海还有两个“狠招”：公安、交通、卫健等部门从这一天开始，对经由公路、铁路、机场、水路道口等来沪人员实行体温测量及信息登记，现场发现发热人员立即采取临时隔离或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也就是说，一张全覆盖的防疫大网把全上海所有陆地、水上和空中给严严实实地罩上了。

　　有人厉害呀，你举“盾”，我出“矛”。有数名外地女子听说上海要防疫检查后，企图藏匿在汽车后备厢内蒙混过关，哪知仍被居民和执勤人员发现，直接劝回。几天后又有一类似事件，同样被发现。

　　听到这样的故事，会让人笑出声：百姓、百姓嘛，啥事都可能做得出来。有时我在想：对“游击队员”你管得住吗？

　　“阿拉管得住！”上海朋友毫不含糊地回答。他说：“当然我们没有用篱笆和围墙将整个上海围得严严实实，但我们确实要求郊区四周的村庄、社区干部群众自觉组织起来，昼夜巡逻，把控所有进出人员、车辆，自然也包括田头、村庄的角落。这是外围。好吧，你肯定怀疑即使这样也有漏网之鱼。问题是，假如有这样的人进到市里，他靠一双腿能跑多远？他只要一出田间地头，就会被我们的执勤人员发现，除非他往地洞里钻。他真要钻到地洞里，好啊，你让他待上14天后，他再出来不就等于自我隔离嘛！”

　　哈哈……这招厉害！什么叫人民战争？就是人民充分地全体地被调动了起来。这就是中国，中国本来就是靠人民战争打败了对手，打败了帝国主义列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小小病毒疫情难道不能被打败吗？

　　笑话！阿拉上海是诞生了领导人民战争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哟，侬别搞错了呀！

　　我要实地去冒险试试“阿拉上海”会是什么样，比如“一级响应”发布后是不是真正响应了？

　　我先考察了陆家嘴的几个大商场：确实全关了，除了超市。1月24日，大年三十下午三四点钟，我又一次冒着胆走进一家超市。有些吓人——里面人很多，大概与我一样，想做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备战”，多买些存货。会不会被感染呢？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的防护意识还不是很强。

　　进吧。我进去了，顺着人流。

　　我是戴着口罩的。多数人也戴着口罩。但确实也有没戴口罩的，怎么办？“请你到这边来排队。对对，保持一定距离，两米吧！”我突然听到有服务员过来对几个没戴口罩的顾客这么说。

　　“好好，我过去我过去。”那几个没戴口罩的人自觉地离开我们戴口罩的人，在另一个地方排队结账。

　　该结账了。可惜我没有支付宝，也不会用，拿的是现金。

　　“这里有消毒水，拿了钱后擦擦手，就不会有问题了。”在我接过钞票时，服务员指指旁边的一瓶消毒液。

　　太好了！商店想得这么周到！拎着一大袋食品出了超市后，我站在马路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完成一次“历险”！上海的保护网蛮“结实”。

　　我心头一笑。还没有笑完，突然有人喝住我：“哪儿来的？”一位酒店保安，戴着口罩，很严肃地拦住我。

　　“住在里面的。”我掏出房间卡，给他看。

　　“谢谢。”保安说，然后友善地用手示意我，“请这边测量体温。”

　　“正常，36.4度。”他又说，“我记一下你的房间号。”

　　他在一张表上填写后，又客气地朝我示意：“谢谢，你可以上楼了。”

　　“辛苦你了！”我对他说。

　　“应该的。”他点头。

　　这样的一个细节在之后的几十天里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疫情前期的上海，在1月24日这样一个时间里，我还是感觉“蛮好”的。

　　这个大年夜或许是我一生中心情最差的一次：房间里没有任何“新年之喜”，桌子上不是口罩，就是消毒药水，还有一堆“备战备荒”的食品……往窗外望去，街是深沉的，天下着蒙蒙雨，寒风拍打着玻璃窗。我关注着每一天疫情的变化，然而宅在酒店里的我，又怎能获得第一手情况呢？

　　突然，我想到他和他们——在写《浦东史诗》时遇上的几位著名医生及卫生系统的公务员。他们一定知道情况。

　　“喂——×大夫，你好啊！给你拜年啦！”我轻声细语地开始“拜年”。

　　“哎呀，你是何作家呀！谢谢侬！也给侬拜年！你在上海啊！你想知道点情况呀？可以呀，侬稍等……”估计他手头有些事要放一放。稍后，对方接上电话开始跟我“聊”：“今天市卫健委刚刚正式对外公布了：全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3例，加上前面积累的，现在全市累计发现确诊了33例病例……”

　　“感染者已经不少了啊！”我说。

　　“是，形势还是不可预测……”对方的声音有些沉重，“这几天是关键。现在我们全市防控把守已经非常严了，输入病例可以掌握，同时已经开展各小区的排查，看在武汉疫情初发阶段和我们还没有实施一级响应前，到底有多少‘潜伏’在市区内的隐形感染者……”

　　“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房子，怎么能把这些‘潜伏’者找出来呀！”我的目光投向陆家嘴成片的高楼大厦，再顺着黄浦江往浦西的老上海望去，那边更是密布的弄堂、楼宇和交叉重叠的道路……嘴边不由长叹一声，那份担忧也传递到了朋友那边。

　　“确实这是现在上海最困难的一项关键仗……但我们有信心！上海有经验呀！”对方说，“虽然昨天一天新增病例多了起来，但总体都在我们把握之中。其中30例目前病情平稳，2例病情危重，1例出院。另有几十例疑似病例正在排查中……”

　　我注意到他讲了一个关键点。“你说你们有经验，怎么个经验？”

　　“阻止传染病，防控是关键，而且越早下手越好……”他给我“透露”了一个“黄浦江防线”的“秘密”：

　　——1月3日，上海著名病毒学专家张永振随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组到武汉实地考察病毒感染情况，其间获得一份由武汉市疾控中心寄来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其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张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的P3实验室立即启用。通过实验分析，发现该病毒与SARS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冠状病毒。这就意味着“来者不善”！

　　——1月5日，张永振团队将病毒分析报告上报给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

　　——1月6日、7日，上海市卫健委组织全市相关医院就如何阻击新病毒对医务人员开始培训。

　　——1月10日、11日，被称作“上海小汤山医院”的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正式启动备用，一切设施恢复战时所有功能。该中心位于上海郊区金山，除常设500张病床外，公卫中心还在大片草坪下预留有各种管线，可于短时间内搭建600张临时病床，以满足突发事件的需要。

　　“晓得伐，我们这个地方叫金山！市民们称它是生命的金堡垒，它在关键时刻是保护上海人民生命的金方舟！”上海人这样骄傲地说。

　　当“一号病人”15号出现在上海时，“金方舟”在第一时间立即启用。

　　又是第一时间，对“一号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全面展开。“当天凌晨两点零五分‘一号病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呈弱阳性。我们当即对几位密接亲属进行隔离，然后对患者居住的小区、来上海的行踪点上可能接触的100多位相关‘可疑’对象全部按传染病要求进行观察，采取隔离措施……”上海朋友说。

　　“找出这100多人你们用了多长时间？”我问。

　　“几个小时吧！”

　　“这么快呀！”我惊诧不已。

　　“不快不行呀！这个流调过程不仅要准确，时间也很关键。如果一拖再拖，感染者将由原来的一个人变为几个人、几十个人……这样的教训太多太惨烈了！”

　　“如果……如果那个‘一号病人’的流调晚一天，或者说对她的诊治晚一天的话，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由想到更可怕的结果。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如果’，只有必须。分秒必争地排除‘地雷’，不留一点死角，留一个，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或许听出我声音有些凝重，上海朋友马上“呵呵”笑了一声，说：“放心作家同志，要知道，上海人做事是最讲究细致的，我们有一套机制和本领，还有一支庞大的专业流调队伍会将埋藏在深处的所有‘地雷’全部排除……”

　　其实，就在我与朋友“聊天”的时间里，上海整个战“疫”行动已在各个角落、各条战线拉开。先不说那些一乘以十倍，很快又十乘百、百乘千的“流调”队伍像天罗地网撒向每一个疑似患者的四周，光是从2400多万市民里冒出来的“发热”患者来到医院门诊，得有多少医生和护士要去接诊、排查和确诊？寒冬季节，感冒发烧本来就很多，你能保证没个头疼发热？

　　醒来时，已是庚子年的大年初一清晨。也不知外面的世界变成啥样了——反正，手机上满是戴口罩的“拜年”与祝福的信息。但其中有一条信息令我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

　　何老师：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一号病人”今天下午正式出院了！她已经连续三天阴性，属于康复的患者……祝你平安健康，新年快乐。

　　这是这个庚子年的第一个早晨我所获得的一个天大喜讯，它比一顿年夜饭更令我兴奋。

　　这天清晨，我起床后从酒店的楼上奔跑到后面的草坪上，向着近处632米高的“上海第一楼”——上海中心大厦，向这座伟大而可爱的城市深深地三鞠躬……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9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