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国强（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疫情来势汹汹，各大医疗机构发热门诊一度人满为患。谁是感染者？病毒潜伏在什么地方？面对无影无形的对手，一个疏忽可能带来无法预计的后果。

　　笔者所在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发热门诊的医务工作者瞬间就站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虽然不在武汉，这里同样是战场。在医院感染楼，我们可以近距离了解这些离病毒最近的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状态。

　　“我得赶紧替班了”

　　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

　　中午12时许，50岁的感染科护士崔利和从工作区出来，费力地脱下笨拙的“猴服”，摘掉一身的防护装备。厚重的N95医用口罩，在她的鼻子和面部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说明戴得合格”。

　　早上8时穿戴好防护装备进入工作区，这是她第一次去卫生间。“吃早饭的时候喝了一碗粥。”崔利和不好意思地说。不到10分钟，她完成了上厕所、吃饭，还回到办公室取了些东西。

　　“再晚点你们就找不着我了。”崔利和说，“我得赶紧替班了，把其他人换进来。”

　　午饭是一份荤素搭配的盒饭、一碗汤。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就是临时的餐厅，但两个多小时里，这个“餐厅”最多只同时出现过两个人。

　　“咱们食堂做的鸡米花挺好吃。”一上午看了将近30位患者，呼吸内科医生胡洁拿起盒饭感慨了一句。和崔利和一样，她也是从早上进入工作区就没出来。

　　“身上冒汗，手脚冰凉。”为了保证通风，诊室里开着窗子，而密不透气的“猴服”又闷得医护人员们满身大汗。拿起汤暖了暖手，她又放到桌上，打开盒饭快速吃了起来。

　　医护人员们吃起饭来都很快，几乎不品味、不管凉热，夹起来直接放到嘴里。

　　“哟，你‘终于’也来了。”刚刚进门的感染科护士辛枫朝胡洁说，两个人一起经历了SARS、“甲流”几次大战，相当熟悉。但因为佩戴着厚重的防护装备，刚刚在发热门诊一起工作了几个小时却谁也没认出谁来。

　　“我今天开始支援发热（门诊）。”

　　“我去武汉（支援）。”

　　“定了吗？”

　　“刚通知。明天待命。”

　　“家里有事吗？”

　　“都安排好了。”

　　虽然辛枫即将上“前线”，两个人几乎没有任何情感波动，简单几句交谈，不约而同地扒完剩下的几口饭，各自走出办公室。“看看还有谁能回来吃点东西。”

　　“马不停蹄”是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给我们留下的最直观的印象。“80后”护士长王珏雅更是如此。采访时前一句还在办公室里，下一句可能就已经在半污染区。

　　“这几天患者数量少了一些，前面的（工作区）医护人员中午能替换着出来吃点东西，前几天基本就是12小时不吃不喝。”王珏雅说，回来的每个人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办完所有的事，赶紧回去替换其他同事。

　　由于每回到清洁区一次，身上的“猴服”就得换掉，再进工作区需要换新的，为了节约“猴服”，在发热门诊工作的医生、护士都养成了不喝水、不上厕所的习惯。

　　“没有听到过一句‘我不行’”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小小的感染楼里汇集了医、护、检验、放射、药学、财务等多个部门，感染科主任王宝增形容，这里是一个“多国部队”，在这支“多国部队”里，各种感动每天都在上演。

　　崔利和接到增援发热门诊的通知时，刚刚下夜班。她没有休息，转身走进发热门诊，从早上8点坚守到晚上8点。“在感染科干了这么多年，家里人也都习惯了，让我好好上班，他们做我的坚强后盾。”为了让她能多休息会，不管上下班几点，家人都会准时接送。

　　“SARS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批支援发热门诊的，那时候一个班10个小时。”作为呼吸内科的医生，胡洁经历了多次“大战”，“过年前我们就取消了假期的安排，随时待命。假期门诊停诊，发热门诊压力大，我们增援是责无旁贷，没人讲条件。”

　　“疫情不断变化，我的值班表是排了又改、改了又排，常常是刚刚通知下去，马上又要调整。”王珏雅说，这样肯定会打乱很多人的安排，但是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人说过自己不能来值班，“为了避免更大的感染几率，我们的老护士们不让接班的人来，她们几个人白班夜班连着上”。

　　叶岩是财务处一名收费员，见到他时，他正在只有几平方米的收费室工作，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吃了一半的盒饭。“刚才患者有点多，忘了吃了。”叶岩不好意思地说，在这间小小的收费室里，每个班次需要连续工作8小时，替班的同事来了以后，他才能上厕所，解决“个人问题”。

　　“从疫情开始，我就借了朋友的房子，自己在外面住，孩子小，怕传染他。”叶岩说，除了孩子，没有其他顾虑，“这个时候坚决不能退缩”。

　　叶岩的隔壁是发热门诊药房，药师郝亚楠和同事们每个班要坚守24小时，他的护目镜里已经全是水汽。“忙起来就顾不上想别的，选择了这个职业，这是必须面对的。”

　　检验、放射科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我们不忍心打扰，隔着厚厚的防护装备，我们看到了他们眼神中的坚毅。

　　“其实我看到过，有的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肯定是做了很多心理斗争。但是只要进了感染楼的门，我没有听到过一句‘我不行’。”王珏雅说。

　　“我是中坚力量”

　　“我是中坚力量”，这句话似乎成了感染楼里的口头禅。

　　“我们感染科‘上有老、下有小’，老护士50多岁了，不能让人家去一线；年轻的护士不到30 ，孩子小、负担重，我四十八九岁，在感染科干了17年，正是‘中坚力量’。”辛枫说，所以她第一时间报名支援武汉。她是作为第一批医疗队成员前往武汉的。

　　“我是中坚力量，最应该去的是我。”38岁的王珏雅也当仁不让，她说：“高年资的护士老师应该留在医院，应对疫情；年轻的护士经验还不够丰富，不适合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最应该去的是我。”这位刚刚从心血管内科到感染科工作不到半年的年轻护士长，每天忙里忙外，指导医护人员穿脱防护装备、管理发放物资、整理环境卫生，俨然感染楼里的“大管家”，是真正的“中坚力量”。

　　北京天坛医院赴武汉医疗队报名的时候，王珏雅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护士长，我改签了火车票，还有1小时20分钟到北京。让我去武汉吧。”28岁的护士陈红打来了电话，她的理由也是“中坚力量”。

　　“虽然我已经50多了，看着挺瘦，但是身体保持得不错。我是共产党员，更是这个科里的中坚力量。”感染科主任王宝增说，“我一直做传染病防控工作，经历过SARS以来的历次疫情，算是经验丰富。其他的同事年龄都比我小，可能没那么多经验。”

　　事实上，更多“中坚力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感染楼。他们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妇产科、康复科、国际部、手术室、骨科等各个部门。

　　“我是20多年党龄的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军装换成了便装，但是套在外面的白衣没变。疫情当前，责无旁贷！”北京天坛医院肿瘤科负责人李晓燕这样说。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6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