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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姜玉春（“饶家驹-拉贝友好协会”会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德国人约翰·拉贝为领导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国人提供了暂时栖身之所，宛如黑暗中的一盏烛光，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当年留在南京的国际友人，除外交官和记者外共有24位，以美国人居多，有14位；其次是德国人，有6位，其中3位来自汉堡——拉贝、京特（昆德）及克勒格尔。

晚年的克勒格尔

　　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克勒格尔第一个成功地离开南京，在上海向国际媒体披露南京真相。克勒格尔在南京的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从任职太原到结缘南京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1903年2月5日出生于德国易北河畔今属汉堡的阿尔托纳，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家中兄妹三人，他是长子。1923年，克勒格尔在汉堡高等机械学校毕业，成为出口贸易工程师。1928年7月，德国进出口公司礼和洋行招聘销售工程师前往中国各大城市工作，克勒格尔前往应聘并入选。礼和洋行把克勒格尔派往太原工作了8年之久，直到1936年返回德国度假。

　　克勒格尔在太原负责德国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和投入运营等工作。他所经手的项目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一座小型兵工厂的机械设备和山地炮制造工艺（太原兵工厂）、冶金厂设备（太原钢铁厂）、焦化工厂、煤矿架空缆车等等。

　　1927年到1937年间，中德经济交流频繁，特别是在工业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广泛。1936年克勒格尔返回德国，与礼和洋行更新了工作合同。此后，他先在上海工作了几个月，随后便去了南京。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与德国方面往来密切，特别是这里有德国军事顾问团，这对于经营克虏伯军火的礼和洋行来说至关重要。

　　克勒格尔在南京生活的时间不到两年，但这段经历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包括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的两任妻子。1936年克勒格尔在南京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其未婚妻——艾丽卡·布瑟小姐。布瑟小姐当时25岁，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工作，后来又在德国驻华大使馆担任秘书，一直到1937年的夏天战争爆发。

克勒格尔所拍摄的南京陷落后安全区的难民。

　　布瑟小姐经常带克勒格尔参观古都南京的名胜古迹，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不久就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布瑟小姐1911年生于中国烟台，她的父亲瓦尔特·布瑟是约翰·拉贝的老朋友。1919年一战结束后，老布瑟与拉贝是被同船遣返回德国的“难友”。

　　克勒格尔与同在南京的约翰·拉贝的关系显然十分良好：他和拉贝是汉堡老乡，而且其准岳父又是拉贝的老朋友。拉贝有时直呼他的昵称“克里杉”，还曾愉悦地描述克勒格尔是“快乐的新郎官”，又称赞他是安全区“非常顶用的人”。

　　然而克勒格尔和艾丽卡·布瑟的结婚计划，很快就因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而打乱了。

　　目睹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两天之后，作为中国首都的南京就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在南京的各国机构乃至国民政府本身，都要考虑疏散撤离的问题了。

　　8月27日，克勒格尔在南京的下关码头送别了未婚妻。她中断了在德国大使馆的秘书工作，前往烟台的父母家中暂避。

　　随后克勒格尔自己也匆匆去了一趟烟台，拜见了准岳父岳母大人，然后又费尽周折地返回了南京，这时他目睹了潮水般撤离南京的人群，“接下来就亲身经历了南京沦陷的日子，目睹了日本人所做的、所有能够想得到的暴行。”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开始向南京推进。居住在南京的外侨大多撤离，最终选择留下来的只有20多人。他们决定仿照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创办的南市难民区，也为战争中的南京平民提供一些起码的救助。11月22日，德国人约翰·拉贝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举为主席。

　　克勒格尔没有买到船票，于是也留在了南京。11月29日拉贝记述道：“我提议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担任财务主管。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职位。我请克勒格尔搬进我的新房子（宁海路5号），他对此表示同意。”

　　就是这样一个临时组建的，并不正规的名义机构“南京安全区”，在南京沦陷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的人道救助为25万中国人提供了生的希望和暂时栖身之所；另一方面，委员会成员记录、传播了大量日军屠城的罪证，包括日记、照片乃至影片等，为后来将日本军国主义者推上历史的审判台预做了准备。甚至还可以说，这些罪证的传播导致了西方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普遍同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促成了二战同盟国的形成。

　　克勒格尔爱好旅行和摄影，有一架蔡司照相机。留在南京，他在忙里忙外、跑进跑出期间，拍摄了不少南京陷落前后的照片，为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著名的《拉贝日记》中除采用了马吉电影中剪辑出的照片外，也采用了22张克勒格尔拍摄的照片。

　　当时所有留在南京的国际友人都冒着一定的生命危险，不过34岁的克勒格尔显得尤为勇敢而无畏。他年轻气盛，精力充沛，且疾恶如仇，里里外外跑进跑出忙个不停，拉贝评价道：“他的本职工作是安全区的财务主管，但他却参与了多方面的工作……他在我们这些人中行程最远，跑遍了城里城外。”“如果事关从日本兵手里解救出一个贫穷的平民，克勒格尔肯定会在场。”

　　12月22日的《拉贝日记》描述道：“今天下午，克勒格尔和哈茨前去帮助一个被喝醉了的日本士兵用刺刀刺伤脖子的中国人，结果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了自卫，据说克勒格尔被日本人绑了起来，日本人之所以能把他捆起来，估计可能是因为他被烧伤的左手还吊着绷带……”此前，克勒格尔由于拿着油灯靠近一个空汽油罐，双手被烧伤。

　　1938年1月13日，克勒格尔写下了长文《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严厉斥责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日本军队暴行的另一个悲惨篇章是虐待和强奸成千上万的姑娘和妇女。”“虐待、致人残废，以及肆无忌惮的、甚至连幼小的孩子都不放过的施暴……”

　　经过了这一系列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后，1月16日，克勒格尔出人意料地被日军当局允许离开南京，以结婚的名义前往上海。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个决定将让日军当局后悔。

　　率先披露南京大屠杀暴行

　　1938年1月23日，克勒格尔由南京乘火车抵达上海。作为第一个离开南京到达上海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用克勒格尔自己的话说：“我在上海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克勒格尔对揭露南京日军暴行非常积极，不遗余力，一到上海就接连做了几场报告，接受众多采访。1月28日，他从上海写信给拉贝道：“我已经作了几个报告，明天还要带些人去。即便如此，还是宣传得不够，因为日本人到处煽风点火，矛头对准南京，在那里他们肯定是有企图的。我随信寄上两篇报刊文章，我建议，如果时间还来得及，应对此作出反应……”

　　克勒格尔在上海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很大反响。

　　此前，在南京陷落之后的一两天内，曾有德丁等5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后来也曾有英国外交官等离开南京，但他们所掌握的情况显然远不如克勒格尔那样丰富，毕竟他留在南京一个多月，而且还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克勒格尔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两周之后就被公司派往香港。在上海和南京相继陷落后，一些中国政府的机构在香港继续办公，香港一时被认为可能会成为中国新的经济中心。

　　克勒格尔从上海乘船到香港不久，布瑟小姐及其父母也来到了香港，3月8日他们在联盟教堂举行了婚礼。不久后，克勒格尔被中国国民政府授予采玉勋章，一道获得勋章的还有另外两个德国人拉贝和施佩林，以及马吉、魏特琳、威尔逊医生等美国友人，可见他在南京沦陷期间的义举得到了中国国民政府高层的认可。

　　在香港期间，礼和洋行实际上并没多少生意可做。1939年初，克勒格尔携妻子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彼得离开香港，返回德国。克勒格尔晚年自述道：“1939年1月我永远离开了中国，这让我感到很遗憾，直到今天仍很遗憾。”

　　东京审判的匿名信

　　1946年东京审判法庭曾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匿名信，为南京大屠杀举证。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她著名的《南京浩劫》一书中认为，这封信应该是克勒格尔所写的。

　　身处战后一片焦土的德国，克勒格尔此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不仅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而且还正在接受盟军的审查。处境尴尬的克勒格尔似乎无意站在风口浪尖上，因而以一封匿名信的形式低调表明了自己的支持。

　　1948年9月27日，克勒格尔收到了盟军（英国占领军）颁发的“非纳粹证书”，终于重获清白。证书上注明的原因是：他“只是克虏伯公司的普通员工，并不属于被调查的范围，因此无须再继续审查”。

　　二战后克虏伯公司受到了盟国占领军的拆分和清洗，被禁止生产军火，几年后转而以生产民用钢铁设备为生。1950年6月，克勒格尔返回重新营业的克虏伯公司，继续工作，直到退休。1952至1958年间克勒格尔前往埃及开罗，在克虏伯公司的近东分部担任代表。在这期间，他的妻子艾丽卡不幸患病，于1956年1月31日在开罗去世。1957年7月20日，克勒格尔在德国慕尼黑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弗里德里希。值得一提的是，安娜也是克勒格尔在南京工作期间认识的。1936年安娜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短暂担任过秘书，这期间她经常与同事艾丽卡·布瑟小姐及克勒格尔一同到郊外游玩，成为彼此熟悉的好友。1937年战争爆发后安娜返回德国，1951年与丈夫离异。六年后，鳏居的克勒格尔与离异的安娜走到了一起。

　　1958到1962年间，克勒格尔又被派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担任克虏伯公司分部的代表。1963年，60岁的克勒格尔退休并返回德国定居，在汉堡郊外隶属下萨克森州的小镇上居住。1993年3月21日，克勒格尔以90岁高龄去世。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4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