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凌峰（媒体人）

　　唐玄宗天宝初期，做过一些返古的变革，最让人奇怪的是，玄宗将“年”为“载”，大唐王朝也从天宝二年（743年），直接跳入了天宝三载（744年），直至唐肃宗时才又给改回来。

　　十几载光阴，在历史长河中倏忽而过，玄宗这么改一改，当然不算什么大事，但天宝年间确乎是唐代文明趋于极盛的时间段，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不少，而“年”“载”二字，经常成为辨真别伪的关键证据，这大概是玄宗没有想到的。

　　“年”跟“载”有什么区别，玄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变革？北京大学教授张衍田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纪时考》，对其中缘由作了解释。

　　《尔雅·释天》记录：“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张衍田先生认为，所谓“唐虞曰载”，显然是以今文《尚书》的《虞书》为据进行解说的。根据卜辞与金文的纪时资料，可知《尔雅》所说的“唐虞曰载”实不可信，只是由于有此语源，后世便用“载”纪年。

　　张衍田先生这一分析虽然简略，却道出了玄宗改“年”为“载”的理论根据和动机，玄宗晚年治政趋于极盛，难免骄傲自满，群臣一撺掇，就以唐、虞（尧、舜）自命，于是利用《尔雅》中这一似是而非的记录，半是自夸、半是祈福地改“年”为“载”，“天宝某载”由是诞生——当然，如果安史之乱不曾发生，玄宗之世或许并不逊色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

　　在《中国古代纪时考》一书中，类似把握文献细节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熟知古人以天干地支纪年、纪日，却很少注意到，古人还曾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干来纪日，张先生示范了两个著名的例子：其一，来自《周易·蛊卦》：“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其二，是屈原《哀郢》中的“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张衍田先生认为，《周易·蛊卦》中的“先甲三日”为辛日，“后甲三日”为丁日，《哀郢》中的“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这些，显然都是十干纪日的遗俗”。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历来聚讼良多。被后世儒家视为正统的汉儒郑玄是这么解释的：“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过自新，故用辛也。甲后三日，取丁宁之义，故用丁也。”将“辛”解释为改过自新，将“丁”解释为“丁宁”（即叮咛）。郑玄之说是否符合《周易》本旨姑且不论，张先生从中发掘出辛、丁为十干纪年的遗迹，匡清迷雾，举重若轻，提供了一个解读《周易》难点的思路。

　　古人因为自然条件限制的缘故，对于出行和归家特别讲究。比如上路之后不能回头，还要举行种种仪式，祈求旅途平安，也就是所谓的“行神祭祀”（说详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现在民间往往还有出门之后不要返回，或者是不走回头路的小禁忌，可见遗风之久远。《周易·蛊卦》中所谈的辛、丁日“利涉大川”，以及屈原选择在“甲之朝吾以行”，或许就是秦汉之际盛行的“行神祭祀”之先声。假如不了解十干纪日的遗俗，对于典籍中的这些细节，也只得轻轻放过了。

　　如上述的几个例子一样，《中国古代纪时考》以深入浅出的笔触，归纳古人纪时、纪日、纪月、纪年的各种方法，这一类问题，在粗读古籍时往往容易被忽略，一旦要精细化，赋予古人“理解之同情”，则是非弄清楚不可的。

　　书中还列举了几则中西历法换算出错的案例。自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问世以来，中西历法换算后出转精，但中国古代历法因为关系到“奉正朔”，与王朝合法性捆绑在一起，因而不再是简单的时间问题，其中羼杂了谶纬之类的想象因素（前述玄宗改“年”为“载”即是一例）。人为导致的标准不统一现象，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难于察觉的“坑”，张衍田先生以考古材料补史籍之失，给出的答案无疑要精确很多。

　　读《中国古代纪时考》时，若是和今天的纪时方式相比较，不难发现，为了给时间一个合适的维度，世界各地的人们真是想尽了办法。我们今天通用的时间单位之复杂，简直无与伦比，诸如一小时以六十分为周期，一天以二十四小时为周期，一星期以七天为周期，一月大致以三十天为周期，一年以十二月为周期，这还不包括使用较少的其他计时方式。我们每天身处这些时间单位中，哪怕小学生也能娴熟自如进行换算，这是上百年来不断推行时间单位标准化的结果。

　　“百姓日用而不知”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常常视这种标准化结果为必然，忽略了古人探索的过程。比如秦汉之际使用过一日十六时制，而干支纪年之前曾有过岁星纪年与太岁纪年。一种计时标准的确立，时间是如此之漫长，远远长过了人的一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古人是幸运的，他们生活在时间不那么精准的时代，甚至可以比较自由的定义时间，不必被苛刻的规则所约束，所以才有“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的诗意，我们今天生活在精确到秒的计算（同时也是算计）之中，很难看到“明星有烂”的场景。只有在读书观想时，才能体会到一个粗浅的道理：原来历史和时间的维度，都是人来定义的。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