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旭明（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王船山是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他晚年在衡阳之石船山下筑湘西草堂，潜心著述。其思想生前虽通过本人著述、讲学等渠道传播给亲友、门生，但因著作散佚、“文字狱”等原因未显扬于世。康熙年间，其子王敔刊行船山遗书，开启了王船山思想走出石船山，走向全中国的大众传播。三百多年来，王船山思想的传播，呈现出内容系统化、渠道多元化、传者精英化等发展趋势。王船山思想之河，汩汩向前，泽润四方，深刻地影响了王氏后人、湖湘学风和近现代的社会变革。
经世致用的传播内容。经世致用是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也是王船山思想的内在底色。王船山主张学术研究要摒弃空谈，崇尚实务，求是创新，对接社会。从康熙雍正年间湘西草堂王敔私刻的船山子类和集类遗著，到乾隆时期入选《四库全书》的船山经类遗作，再到同治年间曾国藩兄弟出资刊刻的船山经、史、子、集类遗书，王船山思想的传播内容，开始由碎片走向系统。时至今日，王船山著作中的思想内容，已经涉及15个领域：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军事学、教育学、科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些思想中不乏局限之处，且其内在联系还有待进一步梳理，但都具备经世致用这一共同特质。
多元的传播渠道。明清时期，除王船山本人和亲友间的人际传播外，不同刻本的《船山遗书》和《船山家谱》《衡州府志》等家谱、方志，也是传播王船山思想的主要渠道。晚清和民国年间，《大公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和《东方杂志》《船山学报》《中国白话报》等期刊，开始成为传播船山思想的大众渠道。与此同时，船山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和思贤讲舍、船山学社，祭祀船山，传授船山实学，出版《船山学报》，创办船山中学和小学，是王船山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其中，创建于1878年的船山书院，以讲船山之学为办学宗旨，续刻《船山遗书》，将船山实学惠及湘南学子，是王船山思想传播的大本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王船山思想的传播渠道日益多元。时至今日，衡阳东洲岛上修葺一新的船山书院，仍然延续书院精神，开展传承船山思想的活动。
壮大的传播队伍。《船山遗书》首先得到船山后人、门生的保护、公开，其次得到政府开明官员的认可、刊刻，专家学者的挖掘、推崇，最后是草根群体的加盟、传承。不断壮大的传播者们，将船山思想的火种，蔓延成燎原之火，燃烧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其中，亲友、门生是王船山身后的第一批传播者。王敔是整理、纂注、誊录、藏管和刻印船山遗书的第一大功臣。六世孙王承佺、七世从孙王世全等刻印了湘潭王氏守遗经本《船山遗书》。八世从孙王之春编撰了《船山公年谱》。亲家刘近鲁家传抄、收藏有40多种船山遗著遗稿。第二批传播者，是认同船山思想的政府官员。湖广学政潘宗洛为王氏家谱作序《船山先生记》，使朝廷得以知晓王船山。两江总督陶澍为湘西草堂题写“衡岳仰止”的匾额和“天下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的楹联。岳州知府马倚元、中兴大臣曾国藩组织刻印船山遗书。水军统帅彭玉麟修建船山书院，兵部侍郎郭嵩焘创建思贤讲舍。第三批传播者，是研究和推广船山思想的专家学者，如刘毓崧、钱穆、王孝鱼、冯友兰、蔡尚思、张岱年、马积高等。上述传播主体中，对王船山思想传播贡献最大的，当推以陶澍、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刘人熙、杨昌济等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这批本土精英发挥“舆论领袖”的积极作用，相继阐释和认同王船山的思想主张，自觉地推举王船山为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
深远的传播影响。一是船山家教思想影响后裔为人。王船山的家庭教育思想，源自其先祖的严格教诲和自身为人处世的实践，集中表现在王船山撰写的《家世节录》、《示子侄》、家训跋、墓志铭等诗文中。其核心观点是立大志，读书为本，脱离恶习，崇尚民族气节；讲孝道，勤俭知足，和睦互助，以礼奉亲侍母。得益于这种家教思想，王氏后裔十四代二百六十余人，耕读持家，勤朴务农，人丁兴旺。船山家教思想以家族的稳定和延续为目的，值得今人学习借鉴。二是船山实学思想影响湖湘学风。王船山的实学思想，源自其对明朝灭亡的历史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建构，集中表现为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博大恢宏的学术视野、求实创新的学术精神、严谨执着的学术品格。船山实学思想是湖湘学派的一座高峰和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直接影响了以陶澍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群体，以曾国藩、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湘军儒将集团，以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才群体，以黄兴、章士钊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通过这批人才群体，船山实学思想推动了中国文化由理学向实学的转变，指引后续学者扎根中国大地，构建本土特色的思想体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三是船山民族思想影响社会变革。船山民族思想流露在其举兵起义、勤王、归隐等实际行动中，归结在其史论著作中，核心观点是民族至上，昏君可禅、可继、可革。船山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是近代社会变革和民族觉醒的思想旗帜。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船山的民族思想一直是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时至今日，仍能激励我们重塑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6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