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则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日前笔者整理《清诗总集序跋汇编》中吴翌凤辑《国朝诗》，联系王国维的有关说法，对所涉钱谦益的化名问题及《国朝诗》的某些情况做了一个基本的梳理。谢维扬、房鑫亮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二十卷（册）本《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联合版），其中《东山杂记》第五十一条末尾说：“吴枚庵《国朝诗选》以明末诸人别为二卷附录，其第一人为彭撝，字谦之，常山人。初疑无此姓名，及读其诗，皆牧斋作也。此虽缘当日有文字之禁，故出于此；然令牧斋身后，与‘羽素兰’同科，亦谑而虐矣。”（第3册第369~370页）这段话连同其上文“冯已苍《海虞妖乱志》”云云，曾经被作为王国维的“经典”散文一再选编流传，而有关内容需要仔细考察。

杜甫著、清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 资料图片

　　吴翌凤（枚庵其号）生活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其所辑《国朝诗》刻本，书名页题“国朝诗十卷、外编一卷、补六卷”（拙稿下文依次称作正编、外编、补编），而不带“选”字。全书卷首目录、内部各编卷数之类，也都与书名页完全一致。因此，《中国古籍总目：集部》（中华书局2012年版）总集类“断代之属”著录本条为“国朝诗十卷、外编十卷、补六卷”（编号“集60344124”），其中外编的卷数首先便是错误的。

　　又《国朝诗》有牌记：“新阳赵氏刻，元和江标题。”但没有交代刊刻的时间。《中国古籍总目》本条，同时著录有“嘉庆间”“同治间”“光绪间”三种“新阳赵氏刻本”。但是，这里的“新阳赵氏”据各编最末一行所署“新阳赵元益校刻”可知即赵元益，而赵元益生卒年为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同时，江标生卒年为咸丰十年庚申（1860）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当光绪元年乙亥（1875）还只有十六岁。如此综合来看，这个“新阳赵氏刻本”只能产生于“光绪间”。而《国朝诗》卷首吴翌凤自序，据署款撰于“嘉庆元年丙辰（1796）春二月朔日”，不过其中还没有提到补编；补编最末一行有“壬申六月二日写完”一语，这个“壬申”应该是嘉庆十七年（1812）——这些很可能就是所谓“嘉庆间”的依据，然而却没有注意到当时赵元益尚未出生。又这个“壬申”，如果理解作后面的同治十一年（1872），那就有可能导致所谓“同治间”的错误；然而“同治间”江标至多也才十五岁，自然还没有资格为《国朝诗》题签。至于其他如“雅昌艺术品拍卖网”所列北京雍和嘉诚拍卖有限公司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品《国朝诗》称作“清嘉庆元年（1796）新阳赵元益刊本”，则显然是受了自序署款的误导。

　　《国朝诗》外编，专门选收原先曾在明朝获得科名或做官，后来又在清朝继续参加科举或做官的所谓“失节”诗人。其第一人确实为“彭撝”，小传说：“字六吉，浙江常山人。”入选诗歌正如全书卷首目录所注为“四十六首”，正文分属三十三题。经逐题逐首核对（部分标题有节略或更改），这些诗歌也确实都是钱谦益（牧斋其号，又号蒙叟）的作品，不出其《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的范围。这就可以断定，这个“彭撝”正是钱谦益的化名。并且这个化名乃至表字、籍贯，样样都有意关合钱谦益。其姓“彭”，是传说中的彭祖姓篯，相传即为钱姓祖宗，而钱姓后裔或有自称“篯后人”者。其名“撝”，有谦逊之意。表字“六吉”，或者“谦之”，不但与名相应，而且与钱谦益的表字“受之”也未尝没有联系，例如经传就有“惟吉之人，从而受之”之语。籍贯“常山”，则虽为浙江属县，却与江苏的“常熟”字头相同，并且读音接近，同时也还可以理解作“常熟虞山”的简称。总体来看，吴翌凤为钱谦益编造“彭撝”其人，无疑是经过一系列思考的。

　　前引王国维该段文字，于《国朝诗》书名多一个“选”字。前述《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国朝诗》刻本之前，正巧还有吴翌凤所辑“国朝诗选十卷、外编一卷”和“国朝诗选五卷、附录一卷”这样两种稿本（编号“集60344122”、“集60344123”），收藏单位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并且《中国古籍总目》还同时著录有吴翌凤此前所辑“唐诗选六卷”和“宋金元诗选六卷”刻本各一种（编号“集60343507”、“集60342302”，后者归在“通代之属”），书名恰恰也都带有“选”字。由此看来，《国朝诗》的书名，很可能是因为刻于吴翌凤身后，所以“选”字被删去了。而王国维所见“以明末诸人别为二卷附录”者，虽然从卷数来看与目前所知各种都不吻合，但也不能排除是当时所传另一种稿本或者某一种钞本的可能。其称“彭撝”字“谦之”，原因大概也在于所据版本的不同。当然，某些异同属于王国维记忆错误，这样的可能性也未尝不存在。

　　《东山杂记》据《王国维全集》整理说明，起初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一九一四年五月五日断断续续连载于日人主办之《盛京时报》”，共“七十八条”（第3册第318页）。与之约略同时而稍早，上海“中华图书馆”在“民国二年（1913）拾月二十日”就已经排印出版的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十开头也有“吴枚庵所选国朝人诗”条：“吴枚庵翼（翌）凤所选国朝人诗，近时始有刻本，门户较沈选稍宏大，有正集、外集。蒙叟、梅村诸家，皆入外集。蒙叟之姓名，则易为‘彭撝’，字曰‘六吉’，谓为‘浙江常山人’。屈翁山姓名则易为‘翁绍隆’，字曰‘骚余’，谓为‘广西临桂人’。想见当时法网之密。然虽易姓更名，而诗仍多脍炙人口之作。姓名既异，遂无人过问者，斯所以为中国之法禁欤？”（下册第93页）这里所谓的“正集”“外集”，应该就是指《国朝诗》的正编、外编，补编因无必要所以没有提及。其所据版本，显然正是“刻本”。而在钱谦益之外，孙静庵还同时提到另外一位同样被“易姓更名”的遗民诗人屈大均（翁山其号，初名绍隆，一字骚余，广东番禺人），为《国朝诗》正编卷四第一人，据全书卷首目录所注选诗“四十三首”，又补编卷二增选“六首”。这为我们考察吴翌凤的做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

　　乾隆中期，沈德潜等人所辑《国朝诗别裁集》，原本以钱谦益冠首。但进呈御览，乾隆皇帝对钱谦益在政治上翻来覆去极其反感，下令予以删去，并由此引发大规模的禁书运动，连带屈大均等许多人的著作都在被禁之列。吴翌凤将钱谦益及屈大均“易姓更名”，客观上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东山杂记》该条以为吴翌凤此举使钱谦益在“身后”与“冯已苍《海虞妖乱志》”（书名“海虞”或作“虞山”，均系常熟别称）所写名节有亏的明末女诗人翁孺安被人改名“羽素兰”“同科”，“谑而虐”，这样的认识却未免过于尖刻，似乎吴翌凤好心还做了坏事。据《国朝诗》卷首目录所注，全书入选诗歌总数达到四十首以上的诗人只有三个，在钱谦益、屈大均之外为外编第三人吴伟业（梅村其号），以“五十一首”居首。吴翌凤另外还曾为吴伟业的整个诗集作笺注，其对吴伟业即使有偏爱也完全可以理解；而对钱谦益及屈大均，吴翌凤更明显是看好其诗歌成就特别是诗坛地位，所以想方设法，“易姓更名”，冒着犯禁的危险，为他们在《国朝诗》中留下身影，安排位置。尤其是钱谦益，正如《国朝诗别裁集》原本所示，不但在常熟本地开创了“虞山诗派”，而且在整个清代诗歌史上也享有开山祖师的地位。吴翌凤将其定为外编第一人，并且在前及自序中还特别拈出“常山、娄东”二人（娄东系吴伟业家乡江苏太仓的别称，即借指吴伟业）作为清代大诗人的代表，这都反映出吴翌凤对钱谦益的高度重视。而在吴伟业、屈大均、钱谦益这三个入选诗歌最多的诗人中，除了吴伟业无此必要之外，恰恰有两个人同时被“易姓更名”，这就说明与“羽素兰”完全是两码事。吴翌凤此举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正常都应该是正面的。

　　不过，按照我们今天的规范，吴翌凤此举倒涉嫌“学术造假”。好在钱谦益与吴伟业同在“江左三大家”之列，屈大均则为“岭南三大家”之一，名气本来就很大；《国朝诗》入选钱谦益、屈大均两人诗歌数量又多，其中不乏脍炙人口、向来为人传诵的名篇，所以尽管作者被“易姓更名”，读者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不然如果信以为真，将“彭撝”、“翁绍隆”当作另外真实的诗人，那么日后在编纂《全清诗》之类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除非在作者之外再进行作品查重。

　　今人所编《王国维经典文存·东山杂记（节录）·钱牧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294页）、《王国维散文·读书小言·钱牧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实际上就是《东山杂记》该条“冯已苍《海虞妖乱志》”以下文字；但其他毋论，两处“彭撝”都被误作“彭捃”。这样一来，清代诗人又要冒出新的一家了。而前引《王国维全集》不误，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见出其整理的质量之高。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