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霞，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不仅“集其大成”，而且“开其新统”，并创造性地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主张。现代人也学习诗歌、音乐、舞蹈等，但往往囿于学科壁垒，忽略了古人立教之诚。实际上，“器在道中，道在器中”是孔子教育的基本理念，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特性。

　　孔子用“述而不作”的方式传承三代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尝试以“六艺”经典来教化人、培养人。《礼记·经解》谈到“六艺”之教：“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概言之，“六艺”之教是要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其中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等，都是君子所具有的核心素养。“六艺”的教育目标，对当代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以《诗》为例，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言”，并非普通的交谈，而是特指“温柔敦厚”的雅言，且有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化特质。当人们吟诵、涵泳《诗经》，理解并掌握“思无邪”的雅言，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言语时，便能呈现出“温柔敦厚”的人格品性。用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孔子“诗教”培养人的特点：只有使用雅言，才能在言语中构建和想象出经典所创造的至善世界。同样，其他经典如《乐》《易》《礼》等，都是通过各自独特的文化形式，培养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君子。

　　现代教育中，“六艺”等经典内容渗透于语文、历史、数学、音乐等课程当中，是我们可资利用的重要课程资源。进行课程和教学转化时，关键要把握“由器见道”的原则。如《关雎》无论被后世赋予怎样丰富的内涵，但最打动人的，仍是两千年前那位徘徊河畔的青年，听到的那一声“关关”的鸟鸣。《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当万物踏着各自节奏，纷至沓来时，天地间的人们，也以吟诗、歌咏、舞蹈等形式表达情感和心声，文化便由此产生和章明。“六艺”是古人借助不同符号系统所表达的自然之“数”，并传承着自然之“道”。只有当我们由“器”见“道”，才能真正在理解传统文化中理解当下和自我。

　　钱穆曾提出《论语》学习的方法：切莫先横梗着一番大道理。这也是我们理解其他六艺经典的关键方法。学习《论语》等，切莫先入为主，而是在熟读精思、循序渐进阅读的基础上，逐渐领会出道理。这正是经典学习“道在器中”的原则。离“器”而言“道”，就如朱熹所言，看一座房子只在外部看，却不入房内，终究是门外汉。

　　首先，在“字求其训”中作考证。例如了解《论语》中“乐”的内涵，首先须做考证的功课。《八佾》中讲：“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为何讲《韶》乐“尽善尽美”，而《武》乐“尽美未尽善”呢？朱熹讲：“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尽美”是就声音而言，《韶》乐、《武》乐都非常动听；“尽善”是就内容而言，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而来，而周武王天子之位是由讨伐而来，尽管是正义之战，但孔子认为“未尽善也”。孔子深刻体悟到音乐的教化作用，故而称之“尽善尽美”。《阳货》篇讲：“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执着于礼乐，又跳出礼乐，要在“乐”中见“和”、见“仁”、见“君子”。

　　其次，在“句索其旨”中重辞章。辞章主要是指字义、句法、章法等。如《述而》篇：“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从辞章分析，程颐讲：“非乐疏食饮水也，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孔子所言重点，不是强调喜欢“饭疏食饮水”，而是强调即便是简朴度日，却能“不改其乐”。钱穆认为“此章大有诗意……尤在‘如浮云’那三字”：君子自是“不行不义之事”，那“不义之富贵”自然“如浮云”般，与君子何干！

　　再者，在“虚心涵泳”中求义理。“义理”是价值层面的追求，是经典对我们自身和当下的启发和观照。清人提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考据明而后义理明。朱熹也强调《论语》的“融会贯通”须建立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只有下足了句句看透、精熟、成诵的功夫，才能得其精髓而把握“义理”。如《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约略读过，大概这是时光易逝之叹。朱熹品出的“义理”则是：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倘若联系《论语》其他章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等，那么夫子在川上的这番感慨，不仅是“时光易逝”，更有着君子当自强不息，当时时省察、不断进学的思想内涵。

　　我们传承传统文化，不仅要关注经典，还要关注文化仪式、文物等，在多重印证中建构当代价值。德国杨·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将语言交往记忆、对物的记忆以及模仿性记忆融汇于此空间当中。换言之，传统文化不仅投射在经典文本（语言交往记忆）上，还投射在文物（物的记忆）和文化仪式（模仿性记忆）上。

　　首先，对话经典，建构记忆。经典无疑是走进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途径。以“孝”为例，孔子高度推崇“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今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更需要多角度思考。“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这是讲人伦标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讲赡养之孝；“恭敬”与“色难”是讲敬慕之孝；“无违”是讲礼仪之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则是讲继志之孝。所以，《论语》从人伦、赡养、敬慕、礼仪、继志等多个层面，创造了多层次“孝”的概念，只有当我们立足经典文本，对之加以条分缕析，才能由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孝”，走向孔子有着丰富伦理内涵的“孝”的概念，进而为继承和践行中华传统美德“孝”提供依据和可能。

　　其次，参与仪式，体认记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提出，文化仪式如同转换器，一端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外部道德约束和类分，另一端是个体行为者的内在情感和想象。孔子早就洞察到“仪式”对育人的重大意义：他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坚持用规范性的、不断重复的“习礼”，达成当时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体认。用孔子的话讲，即“不学礼，无以立”。礼仪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文化意蕴，这就把价值观念，熔铸于“习礼”的行动当中。通过“力行”礼仪，达成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最后，关注文物，丰富记忆。文物超越了普通物的实用和审美特性，使得原本隐而不显的时间和文化变得清晰可见。无论是玉礼器、青铜器等文物，还是孔府、孔庙等文化遗址，都是承载彼时思想的文化想象，是当代人们丰富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如曲阜“三孔”遗址，孔庙、孔林、孔府等都是孔子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的具象化体现，也是体验和感受孔子“诗礼之教”的重要文化场域。如孔庙里有“金声玉振”坊，古人奏乐以击钟（金声）为始，以击磬（玉振）为终，以金声玉振象征孔子对后世的“滋养”，与孔子“礼乐”教化思想正好吻合。又如孔林有“子贡手植楷”石碑，形象地传达了弟子的“继志”之思。看到这些实物，再来读《公冶长》中子贡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感受必然不同。这些真实的文化物象对丰富当代人的文化记忆无疑独具价值。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