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晓峰（哈尔滨学院讲师）
大连图书馆藏《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其中《寓意说》结尾部分较其他刻本多出227字，余处多出43字，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印的极为罕见的张竹坡评点初刻本。《金瓶梅》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幻怪向人情写实转换的第一奇书。从宏大叙事到生活琐细的题材变换，从关注英雄到市井小民的人物转换，从遮蔽的日常到细节再现，《金瓶梅》表现出了独特的叙事特质与美学意蕴。
浦安迪在考察明代四大奇书时说：“奇书文体有刻意改写素材的惯例，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对素材作戏谑性的翻版处理，不再单纯地复述原故事的底本，而注入了一层富有反讽色彩的脱离感。”（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写定者通过素材改写、精细加工，重构一部奇书。这样文本间就构成了互文性，法国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法·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文本从何而来？原有的片段、个人的组合、参考资料、突发事件、留存的记忆和有意识的借用”。（法·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由此看来，文本的形成不单是对既往的或共时的文本语词、段落、情节等的借用与改造，更应包含着对当时社会思潮、历史事件的深层观照。
《金瓶梅》开篇截取《水浒传》第23至26回，即以武松为主角的“武十回”的起笔部分，将《水浒传》“武松斗杀西门庆”改为失手错杀李外传，“义士充配孟州道”，让西门庆与潘金莲起死复生，敷衍了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至宣和元年（1119）这六年多的故事。据美国韩南的研究，《金瓶梅》的引文包含《水浒传》、白话短篇小说、文言色情短篇小说《如意君传》、宋史、戏曲、清曲、说唱文学等“明代文学的全部领域”（《韩南中国小说论集》）。从共时性和历时性视角考察《金瓶梅》的素材来源，可见出《金瓶梅》互文性叙事的具体策略：或直接抄引，如对《水浒传》开篇的抄引；或戏拟，如《金瓶梅》第八十二、八十三回陈敬济与潘金莲偷情细节袭用《西厢记》的“玉简题诗”等相关情节；或改造片段，如《金瓶梅》第五十九回雪狮子吓死官哥化用元杂剧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楔子之“屠岸贾训神獒扑咬赵盾”事。除了抄引之外，移花接木、改头换面，成为《金瓶梅》素材组接的基本结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将“前文本”化用至当下本事，叙述间存在深刻的反讽意味。比如开篇介绍“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之一的白赉光时，白赉光叙述取名寓意时说，“是白鱼跃入武王舟。又说有两句书是‘周有大赉，于汤有光’，取这个意思”。“白鱼跃舟”出自《史记·周本纪》，“周有大赉”出于《论语·尧曰》，“于汤有光”出自《尚书·泰誓》。白赉光就是白赖、白来抢光的意思，一个市井无赖却引经据典，说的如此冠冕堂皇，除了捧腹解颐之外，对堕落时代的嘲讽被白赉光演绎得活灵活现。更妙的是张竹坡在其后的评语：“看他叙出十弟兄，虽一篇小小文章，却参差错落，而与西门庆亲疏厚薄，以及后文各人的行事、终身，皆不烦言而毕见，真化工之笔也，惟古史迁可以似之。”张评固然以史迁笔法目之，但此处却有预叙全书，预伏一笔之妙，更为精妙处在于行文巨大的反讽意味，似褒实贬，含沙射影，曲笔诛心。史家为春秋笔法，小说家则为反讽，带有共通的美学精神。
《金瓶梅》作为“世情书”的叙事范式，从结构的整体布局到素材的局部处理，再到具体的话语本身，其互文性叙事特质尤为明显。开篇即确立了“情色”作为整体话语构成的主要观照对象。作者用规劝世人的酒、色、财、气四箴起笔，意在惩戒。这与元明散曲中的艳曲具有极大的互文性。如《驻马听》四首：“乐酒忘忧，镇日醺醺饮数瓯……你早早回头，常言失事皆因酒。”“色胆如天，卧柳眠花谁明休……你早早回头，菱花照的庞儿瘦。”“得失荣枯，造物安排莫强求……你早早回头，荣华怎肯常相守。”“斗勇争强，各逞英雄不自由……你早早回头，强中自有强中手。”再如《西河柳》四首：“潋滟觞，滑辣香。三杯五斗入醉乡，性乱神昏没主张……将这酒再休尝，酒误了高人智量。”“红粉肌，白玉体。美孜孜年纪恰二十，剔透玲珑心性喜……将这色再休迷，色误了高人志气。”“宝货盈，钱物亨。青蚨堆到北斗平，尚自愁穷心不宁……将这财再休珍，财误了高人令名。”“胆志矜，勇力凭。虹霓气吐贯日星，不肯丝毫心让人……将这气再休争，气误了高人性命。”（林辰选编《艳曲》）艳曲指出了酒、色、财、气之害，重“戒除”之意。张竹坡“回评”点出，“作孽于酒色财气中，而天自处高听卑，报应不爽也”。《金瓶梅》由污言秽语、香艳场面、偷香窃玉事件构造的情色话语符号皆指向“悲财色”主旨，唤起读者对成人世界的巨大同情与悲悯，从而与明代社会观念构成深度互文，达到反讽的效果。“情色”意象本身承载的深层隐喻、修辞原则及阐释意义在此聚焦。袁宏道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袁宏道揄扬《金瓶梅》“云霞满纸”，其意不在诲淫宣欲，而是戒世导世，以铺张扬厉、豪奢华美、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汉赋《七发》，来喻指《金瓶梅》的声色之娱，恰切至极。情色只是皮相，床笫不过是社会腐化堕落的温床，蝇营狗苟，射利洁名，情色书写成为家国同构的深层隐喻，是色空观念的结构所指，亦是“众声喧哗”的修辞所在。
世情小说勃兴于明嘉靖至崇祯年间，一方面明成化以来，“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病及文林……且每叙床笫之事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床笫之事“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与颠覆、解构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和人伦秩序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在陆王心学影响下，“好货”“好色”的思想观念弥漫开来，使整个明代社会文化心理产生了由内到外、由心到身的全面解放；另外，从小说自身发展看，艳曲、诗词、戏文等与小说的互文渗透，文人的精细加工，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书写，皆使此小道蔚为大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连图书馆藏明清小说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1］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24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