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琳（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G20大阪峰会正在召开，相比以往氛围却大有不同。一边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滋生，治理赤字形势严峻，危及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安全、发展与稳定；一边却是大国关系被某些发达国家当成国内政治筹码，保护主义盛行，阻滞全球治理有效运行，加剧公共产品赤字，掣肘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此时此刻，G20能否成为各国冲破当下僵局、应对世界深刻变化、聚焦大国共识、共谋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呢？这取决于齐聚G20大阪峰会的全球主要经济体能否正确认知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能否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确定性，也取决于G20机制的自身定位和转型。

　　首先，正确认知问题所在是解决问题的开端，因此G20应该成为各国共同“把脉”世界深刻变化本质、及时有效开出治理“药方”、共商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平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远非危机一词可以形容。在某种意义上，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如今系统性变化的一个缩影，即全球化的负面溢出效应。不可否认，世界各国长期享受来自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实现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当人们习惯了来自全球化的好处之际却忽视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恐怖主义势力在全球流窜，再如收入差距拉大带来了经济社会问题。而就后者而言，外部的贸易赤字并不是当下问题的根源所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治理未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在国内经济社会层面带来的影响才是问题的本源。因此，某些发达国家在贸易等相关领域内连连发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世界及其国内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其次，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日益上升，只有开放合作、理性对话、凝聚共识，才能有效应对，而保护主义只会再度加剧当下困境，挤压对话空间，慢慢关闭合作大门。各国只有保持宏观政策协调，才能消除不确定性风险，确保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只有共谋发展，探索全球经济增长新驱动，才能应对增长乏力的现实问题；只有着眼新问题、新挑战，才能起到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作用。作为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中国为此做出了努力。中国经济总体维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不断采取诸多措施深化改革开放，谋求高质量经济增长，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出现在G20平台，主张以理性和平等的姿态处理贸易争端，建设性地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坚持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力争为不确定的世界增添确定性，为减少当今世界的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作出贡献。

　　最后，世界需要诸如G20这样的有益的对话平台，但G20要维持其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平台的地位则必须实现自身及时和恰当的转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主要成员的意愿和参与度。时至今日的危机已然不同于G20峰会诞生之初。当年的G20峰会是应危机而生的，旨在集各成员国之力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目前G20面临的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例如几十年前根本没有电子商务这种新事物，因此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中并没有此类概念和规定，如果不及时制定规则，摩擦将很容易在这个领域发生。面对这样一个世界，G20必须能够提出解决争端的新方案，定义新生或模糊的新事物和新规则，勾画未来全球治理的新蓝图。在本届峰会，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些重大、中长期和前瞻性的议题，例如数字时代的工作和教育前景等。如若大国之间可以坚持理性对话，在G20平台共同探索这些核心议题，为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定制立规，G20将延续其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平台的地位，而大国关系也会借此平台回归良性竞争的轨道。作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非常重视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作用，倡导更为完善和与时俱进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多边主义精神和基于规则的良性的国际秩序，对G20机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