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述往】  

　　作者：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记得1964年，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阅读《光明日报》，至今已有55年的历史而从未中断，可以说是一个忠实的老读者。1980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第一篇小文章《德行·勇气·责任心——读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至今也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一个史学工作者，在“三十而立”及此后的岁月里，能与《光明日报》相伴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一件极大的幸事！

人物素描：郭红松绘

　　20世纪60年代，读《光明日报》，除重要新闻外，尤其关注几个学术版，如“史学”“哲学”“经济学”“文学遗产”等。对这几个版的文章，在阅读或浏览过后，都要剪裁下来，按学科分放，久之，则装订起来，以便随时学习、研究。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

　　由于专业关系，几十年来，我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系较多，尤其同负责“史学”版的几代编辑联系就更多一些。从“史学”到理论部，从理论部到整体的《光明日报》，对于我来说，既是良师，又是益友，这是一个既作为读者又作为作者的肺腑之言。在《光明日报》70年历程中，得其教益者何止千万。而对于我来说，有些事情终生难忘。

　　一是小型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因为主题定得好，不论是编者、读者、作者都能从中受益，既增进了对当前史学发展形势的了解和判断，又对问题本身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如1982年，理论部邀集的一次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研讨会，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培养的问题等，与会者讨论热烈。虽没有文字报道，但作为较早的讨论史学理论问题的会议，还是产生了发其先声的影响。又如，1986年，理论部邀请一些史学界朋友，就历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问题进行讨论。与会者关于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的存在形式及其相应关系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在互相交流中，提高了对史学成果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再如，2015年，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精神，光明日报社与中国史学会联合召开“新时期史学功能与史学家担当”座谈会。与会学者总结反思中国历史学发展现状，深入探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繁荣并更好地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二是设立特色栏目。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部在“史学”版设立了一个“史坛纵论”栏目，倡导史学界同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写作1500字左右的短小精干的评论性文章。栏目一开，获得多方响应。就连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如赵光贤、何兹全、张舜徽等先生也都给“史坛纵论”撰稿。赵光贤先生在题为《史学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史学的繁荣离不开史学评论，而史学评论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里有理论问题，也有史料问题。因此，史学工作者只有在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并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把我们的史学评论水平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作者强调“理论水平”和“占有史料”是开展史学批评的两个关键环节。张舜徽先生文章的题目是《基础知识与专史研究》，他对“单科独进”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学术研究应有分工。以史学而言，中外古今，头绪纷繁，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难以面面俱到，分工研究是一种进步现象。但史学涉及面甚广，分国别，分断代，分专题，都有抽刀断水水复流之感，任何一个小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开始就单科独进，不是好办法。因为在许多专门知识的内容上，有共同性的基础知识和辅助学科，如果没有弄清楚，便会犯一些常识性错误，使自己的研究受到局限，无法深入研究下去。”他们三十多年前发表的这些见解，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其他如《加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林甘泉）、《希望有更多的新型断代史问世》（田居俭）、《党史研究的四个层次》（王桧林）等文，都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今天回想起来，可以对“史坛纵论”作这样的评论：“小栏目，大影响。”说它“小”，是文章篇幅短小；说它“大”，是提出的问题学术影响大。当时，我也冒昧写了两篇短文：一篇是《史学的活力》，此文引发了另一位学者晁福林教授写了《史学的魅力》，形成二文呼应之势。另一篇是《史书体裁的多样性》，此文发表后，受到一些基层文史工作者重视，在他们给《光明日报》理论部的信中，说此文对他们如何解决党史撰述中的体裁、体例问题，有很大启发。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自己的理论研究，多少能为在第一线工作的同行提供一点帮助。记得“史坛纵论”栏目还发表了几篇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讨论文章，促进了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

　　三是关于“历史话题”的对话。20世纪90年代，“史学”版加强了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统一的认识，设计出一系列“史学话题”，就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约请相关学者参与对话，如：“国家统一与历史进步”“历史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利用”“发扬五四精神 弘扬五四精神”“长征精神万古长存”“百年沧桑话香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等等。对于这些重要话题的讨论、对话，主持人和参与者力图向广大读者传递尽可能准确的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观点，做到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就《国家统一与历史进步》的对话，主持人邀请了刘家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陈高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我参加对话。刘家和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乃至未来着眼，国家统一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形成后的发展过程中未曾因为外来因素所中断，这同国家统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有着本质的必然的关系。陈高华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统一，一般来说，都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可以认为，每一次国家的统一，都意味着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称赞的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之治”等，都是在统一时代出现的。他进而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统一局面和分裂形势相比较作了分析。王尧从民族关系方面作出论证，指出，国家统一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如汉与周边各族间的联系加强，以及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内迁；唐与西北、北方、东北各民族关系的密切；元朝加强了与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了对澎湖地区的管理；明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管理也很重视；清朝大大加强了对西藏、新疆的管理等。可以这样说，民族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凝聚力的增强，是统一国家的纽带；而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又进一步为这种联系和凝聚力的增强创造了条件。我则结合中国史学的发展特点，认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指出，“国家统一的趋势对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史学上反映得非常突出：一是历代史学家都注重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尤其注重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如《史记》《汉书》等）；二是即使写分裂时期的历史也大多以统一国家的观念撰述（如《三国志》《南史》和《北史》）；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为主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如《魏书》《辽史》《金史》《元史》）。这些，都是统一国家发展趋势的反映，同时又促进了各个时期、各个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进而推动了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记得《国家统一与历史进步》的对话在1997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后不久，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即来京拜访参与对话的刘家和教授，认为这个课题十分重要，希望就此约请参与对话的学者写一部书稿。这是“史学话题”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例子之一。

　　四是“命题作文”。我在与《光明日报》的长期交往中，有时也会碰到“命题作文”的“任务”。所谓“任务”，并不是“分配”给我的，而是在日常的交谈或讨论中，大家受到启发，认为有的问题值得提出来加以阐发，以促进作者和读者认识的深入。我作的第一篇“命题作文”是《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对于这个题目，我过去没有想到过。我所理解的“传统史学”是古代史学，这就要求我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一个大致整体的回顾，认真想一想，是否有可能概括出几条“传统”。这篇文章发表在1987年4月22日《光明日报》上，引发了读者朋友思考，有的杂志还转载了此文。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因撰写这篇文章，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还有一篇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这次“命题作文”，我曾予以婉辞，主要考虑的是我的专业是史学，在“文化”问题上尤其是宏观思考上并不多，恐难以胜任。但是，由于编辑的再三鼓励，我还是答应下来，就我当时的认识水平，以及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我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即：一是“世纪之交看传统文化”，论述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世纪潮；二是“珍惜我们民族的瑰宝”，从民族精神、历史智慧、人生哲学论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三是“勇于继承、锐意创新”，论述继承与创新及其过程中的几种辩证关系。此文后来发表在1994年5月17日《光明日报》。2013年，史学版编辑邀请我写一篇关于学习历史、运用历史的文章。后来我写了《学习历史，走进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文，发表在5月30日《光明日报》。我在文中指出，历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整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这里，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滋养着、培育着世世代代中国人。要弘扬汲取这些宝贵财富，将其转化为当前历史运动的伟大力量，就要重视学习历史，接受历史积淀凝练的珍贵遗产。我深深地体会到，每一次的“命题作文”，都是对作者的“挑战”，也都是编者与作者的合作，如果文章还算过得去的话，首先要感谢问题的提出者。常言道，“以问题为导向”，就是这个道理。

　　在同《光明日报》55年的联系和近40年的交往中，我得益于《光明日报》的地方，当然不止于此。《光明日报》“跳动着”的时代脉搏、营造的学术氛围，以及编者和作者、读者之间的真挚的友情，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怀。1980年，我在内蒙古一个偏远的大学里，收到《光明日报》理论部一位编辑苏双碧的来信，信中写道：“大作已经见报，寄上样报两份，请收。如来京公务，请至报社一叙。”短短几句话，温暖着一个远方作者的心田，这是《光明日报》留在我记忆中的永久的形象。

　　《光明日报》理论部曾经设立的特色栏目，关于重大历史话题的对话，以及相关的专访和“命题作文”，都和史学发展及各学科发展趋势相关联，和学术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有相近或相同的认识，有些重大问题还与社会所广泛关切的国计民生有密切的联系。总之，其论题所指，可谓有胸襟，有思考，有见识，有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号召全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我相信，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中，《光明日报》仍将是广大作者、读者的良师益友。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