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时代·大写的共产党员】

把走岔了路的孩子带回来

——记重庆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办公室主任梅玫

光明日报记者 龚亮 光明日报通讯员 梁小燕

　　隔着冰冷的铁栏杆，梅玫见到了年仅14岁的犯罪嫌疑人。他眼神惶恐，满脸稚气。

　　见梅玫落座，他说：“阿姨，我想读书！真的。”梅玫告诉他，想读书是好事儿，但犯了罪，首先要承担法律责任呀。顿时，他的眼神黯淡下来。梅玫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花一般的年纪，本应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汲取知识养分，现在却整天与铁窗相伴。

　　从事未检工作15年，梅玫始终保持如火热情和奋斗激情，她用耐心、爱心和恒心，帮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人物素描：郭红松绘

　　听着那一声“我想读书”，梅玫仿佛看到一个正在悬崖边挣扎的失足者：“我不能不伸出手来，我必须拉他一把。”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在梅玫的努力下，对他作出了微罪不起诉处理。没有犯罪记录，他往后的人生就不用背负污点前行。

　　在重庆大渡口人民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15年，曾帮助100多个失足孩子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这是值得骄傲的工作成绩。梅玫也因此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检察官”等荣誉称号。但采访中，她却不太愿意提及这些案子。“他们各有各的难处。一个14岁的少年去抢劫，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梅玫说。

　　当一个孩子向阳成长时，他和他的家人可能都不知道未检检察官是做什么的。但是，一旦有未成年人犯罪或未成年人被害，未检检察官就会走近他们的视野、走近他们的生活。未检，即未成年人检察，具体来说就是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开展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监督，进行预防帮教等工作。未检检察官有特殊的办案机制，比如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每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们不小心走岔了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离不弃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回正途。或许路途艰辛，但我们一定不能放弃。”梅玫说。

　　1、惩罚一个孩子很简单，但改好一个孩子却不容易

　　又是一位花季少年，因多次入户盗窃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他对前来看守所见他的梅玫不屑一顾，还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样子，三下两下就把犯罪事实交代完毕。看着他不思悔改的表情，梅玫又好气又痛心。

　　梅玫努力让自己保持心境平和跟他对话，只有找到一个突破口才能进行有效帮教。终于，在谈到把他抚养大的姑妈时，他的语气温和了些，他跟梅玫说了他和他姑妈的好多事。

　　第二天，梅玫收到一封看守所转交给她的信，正是这个孩子写的。他写道：“我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姑妈，我没听她的话，常常让她为我担心。我有一句十年没表达的话，我一直把姑妈当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我错了，等我出来我会凭我的双手报答我的姑妈。”

　　看着孩子写的话，梅玫被他滚烫的语言感动着。不久后，梅玫约见了他的姑妈，和他姑妈长谈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梅玫希望又有一个孩子会离开犯罪的道路回归正途。

　　从事未检工作多年，梅玫感受最深的是，工作要有耐心、爱心和恒心。涉罪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情况和自身性格往往有缺陷，弥补这些缺陷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艰难而漫长，绝不是一次谈心、一次辅导、一次帮助就能成功。

　　梅玫说，常常看到新闻里讲，一次深入的谈心让一名涉罪未成年人幡然悔悟。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但绝不是大多数。“让他们接纳我们、走近我们、信任我们，都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由于长期教育的缺失，他们的转变也不是立竿见影的，遇到挫折有时会退步，遇到诱惑会放弃，这些都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坚持。”

　　涉罪未成年人寄来的信件，梅玫都会认真阅读。她很珍惜这份信任。信任，是帮教的开始。她会一一回信。这已成为她工作的一部分。

　　“你一直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为你心爱的工作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不光是青春，在这背后还有无数艰辛和心血，就像你为了我操碎了心、伤透了心……你为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多年如一日付出着，让我敬佩、感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怎样弥补和改正。”这些话摘自一封寄给梅玫的信。即使曾“操碎了心、伤透了心”，但读到信中的文字，梅玫“感到欣慰”。

　　梅玫最开心的事情，是听到曾经帮教过的孩子传来好消息。一次，有位她帮教过的涉嫌盗窃罪的少年来到她办公室，脸上笑得像花儿一样。“姐姐，告诉你，我找到工作了。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师傅也说我学得快……”他一坐下来就迫不及待地聊起来。

　　看着他开心地笑着，畅快地说着，梅玫也感觉好畅快。她说，或许这就是“知心”的感觉。“我感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心里涌起阵阵自豪。”

　　2、只要涉及未成年人，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梅玫，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莎姐。

　　搜索大渡口人民检察院，关于“莎姐”的报道扑面而来。“莎姐”检察官办案耐心细致，为青少年排解心魔、播撒阳光，已经成为全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闪亮名片。

　　梅玫是最初的“莎姐”之一，如今已是该院“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办公室主任。

　　2004年，在一起未成年人抢劫案中，被告席上的男孩哭着诉说了他对父亲的愧疚和对法治教育的渴望。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深深触动了检察官的心。

　　除了按照程序办案，是不是可以为这些迷途的孩子再多做点什么？刚工作一年的梅玫与其他6位女检察官便自发组成了一个小组，而且不约而同地想到借助网络渠道帮助青少年。

　　短短一周时间，她们就在院里的互联网页上建起未成年人工作网页。其中设置了一个留言板块，统一用“莎姐”的名义与未成年人和家长们沟通交流并及时给他们答疑解惑。

　　一个月后，院里正式设立了“莎姐”青少年维权岗。

　　现在，“莎姐”不仅是一个女检察官的昵称，也代表一个检察官团队，更是一种工作模式、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执法为民的情怀。而梅玫可以说是“莎姐”工作模式、“莎姐”爱心的代言人。

　　只要涉及未成年人，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这是对“莎姐”检察官的要求，也是梅玫的自我要求。为了更好地跟未成年人沟通，梅玫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三级证书。

　　有位未成年被害人的母亲，梅玫印象很深刻。她的孩子是性侵案件被害人，案发后，她很不能接受，母女关系非常紧张，孩子也直接辍学了。

　　“刚开始她很抵触我，觉得我代表办案机关。但是我始终站在她和她女儿的立场上和她沟通，慢慢地她的态度就缓和了。”梅玫说，“很多性侵案件，被害人家属是拒绝带孩子过来的，但这位母亲最终还是把孩子带过来了，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信任。”

　　梅玫与小女孩接触了一两个月，微信、面谈，反复聊，跟她说暂时辍学是可以的，但对未来要有打算。同时也跟她母亲沟通，协调母女关系。慢慢地母女都有变化。小女孩回去上学了，妈妈的状态也好多了。

　　后来有一天，这位母亲给梅玫发了一条微信——“感谢有你”。

　　“看到这条微信很感动，也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梅玫说，其实案子早就已经结了，犯罪分子也判了刑。但是她觉得如果没有把母女俩的事情解决好，这个案子就没有完，要一直盯下去。

　　梅玫对未成年人的这种上心、用心，秦晓梅是目睹过的。作为大渡口区妇联维权信访部部长，她和梅玫在工作中经常有接触。

　　有一个读初中的孩子，不愿意上学，沉迷网吧，他的父亲自觉无力将孩子拉回正轨，多次到区妇联求助。秦晓梅让这位父亲去找梅玫，“没想到她很快就去这个娃家里了解情况了”。

　　梅玫和同事陈鹏宇一起到了这个孩子家。孩子刚好在家，梅玫主动去跟他交流，用共情的方式和他聊了一些话题。知道孩子和他父亲有矛盾，梅玫特意让他父亲回避。

　　梅玫判断，这个孩子并没有什么主观恶意，只是叛逆期不知道如何跟父母沟通。“梅姐对孩子进行预防性、前瞻性的法治教育，又跟他的父亲聊，让他注意教育方式，对自己的儿子建立一定的信任感。”陈鹏宇说，几个步骤下来，这对父子的关系改善了不少。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梅玫还牵头给有关部门发了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对网吧容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监管。“通过一件事，梅玫能够为孩子多做一点，就实实在在去做，很让人感动。”秦晓梅说。

　　3、热爱，是她乐此不疲的动力源泉

　　未检工作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同样是抢劫犯罪案件，办好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花费的时间是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经常跟着梅玫办案的陈鹏宇，同样对未检工作的不易有切身感受：“犯罪动因剖析、跟被害人赔礼道歉、帮助重返学校、修复亲子关系……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加班在做。”

　　有时听到梅玫给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属打电话，陈鹏宇也替她难过：“涉罪未成年人尤其需要父母的关爱和帮教，但有的父母不闻不问不说，还嫌她多事，说我就是管不了这娃，你有本事你去管，反正要赔偿我没钱。常常是梅姐苦口婆心地劝，有时却还要被人家骂。”

　　让陈鹏宇敬佩的是：“纵使工作中常常遇到棘手的事情，但梅姐还是那么热情开朗、情绪饱满。”

　　梅玫一直把未检工作看作是一种乐趣，她觉得很有意思、有意义，自己能做得来，也很有价值。梅玫说：“当收到他们的来信说找到了生活方向，当接到他们的电话说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当他们带着家人回来找我聊天谈心，我非常有成就感。”

　　正是这份热爱，让她乐此不疲。梅玫已是多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15年来讲了数百堂法治课。她还积极与相关单位、部门协调沟通，共同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最开始“莎姐”检察官去学校讲法治课的时候，有人质疑，检察官就应该好好办案，花这么多精力讲课就是不务正业。梅玫听了也很难过。

　　一个故事解开了梅玫心里的小“疙瘩”。她曾连续三次到一所乡村小学上课，最后一堂课结束后，一个小女孩送给她一包陈皮糖，害羞地说：“我长大了也要当你这样的检察官。”那一瞬间，梅玫突然明白，播撒法治的种子，虽然现在很小，看不到实实在在的作用，但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梅玫和“莎姐”检察官们的付出，有了回报。大渡口区未成年人犯罪走势就是明证。2004年共有犯罪未成年人60人，2008年43人，2012年26人。2016年以来，犯罪人数保持在个位数。逐年递减的数字背后，“莎姐”检察官功不可没。

　　更让梅玫欣喜的是，现在“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和多名心理咨询师、老师加入“莎姐”志愿者队伍；团市委、妇联、教委等多家单位和检察院建立了法治教育协作机制；许多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也加入“莎姐”普法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的队伍中。

　　去年，梅玫还主持开发了“莎姐”云平台：“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关注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项，然后向我们反映。我们将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来进行监督。”

　　之前有人反映在一个学校门口乱停乱放很多车辆，既违反交通规则，也给学生带来安全隐患。学校向教委反映了很多年，都没有解决。梅玫实地调研后，随即向有关部门发出了检察建议。为了让检察建议更有刚性，她同时抄送了该部门的上级部门。重庆市相关部门下发了督办函。不到两个月，这个难题就解决了。

　　新时代“莎姐”还可以做些什么，怎样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梅玫一直在思考并行动着。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0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