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玉琴（《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作品生产、剧种发展凝聚着一代代艺术家的智慧和创造。上海沪剧院伴随新中国成立70年、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的步伐，剧目创作、剧种内涵外延不断焕发新气象，近日被中国戏曲学会推荐为优秀院团。现任院长茅善玉站在前辈艺术家的肩膀上，以女性特有的柔韧和细腻，带领剧院竭力为沪剧注入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近年来创作演出的《雷雨》《邓世昌》《敦煌女儿》等作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市场价值，彰显着沪剧人在新时代的艺术理想和奋进精神。尤其是她主演的《敦煌女儿》，对“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的发现、捕捉、挖掘，以及崭新的艺术实践，折射了这位艺术家以及上海沪剧院特有的眼光和情感维度，拓展着沪剧发展的新路径。上海沪剧院和茅善玉的创作经历，为中国戏剧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茅善玉扮演的樊锦诗

　　樊锦诗，大漠敦煌的守护者，西部戈壁的风沙磨砺了半个多世纪。茅善玉，上海沪剧的表演艺术家，方寸舞台委婉柔美地演唱了近半个世纪。樊锦诗，从一个上海小姑娘成长为敦煌大学者。茅善玉，从一个上海小女孩成长为知名艺术家，两个人虽都拥有上海这座城市共同背景，但生活中并无交集。但茅善玉要在沪剧舞台上表现樊锦诗，她明知道这有很多困难，却始终不曾放弃。她捕捉着樊锦诗的“美丽人生”，追踪樊锦诗的人生轨迹，用近十年时间，六赴敦煌，实地体验，一次次推翻，一次次调整，奋力抵达这位不平凡的女性。

　　现实题材创作是戏曲创作中的难题。以委婉柔和见长的沪剧，原本与西北大漠题材有些隔膜。虽然沪剧以现代戏见长，但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将樊锦诗这样的学者实现舞台形象化和艺术化却是难上加难。茅善玉的选择，实质是在挑战真人真事的艺术化、学术家形象塑造的贴切性，更是挑战自我的艺术积累，探讨自身和一个剧种生长的更多可能。对于被搬上舞台，低调的樊锦诗开始是拒绝的，一如“三危山前空无一人，千年石窟沉默不语”的清寂，天地间她觉得自己极其渺小，不值得被搬上舞台。她说，敦煌不是某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凝结了几代人的奋斗和奉献。后来之所以接受，她觉得自己代表了一个团队，中国知识分子的守护精神需要光大。因而对于被搬上舞台，她走过了一条“不愿声张到对艺术心怀尊敬”的漫长心旅。而对于饰演樊锦诗，茅善玉从难以把握到“登堂入室”，对人物由外表到精神的不断靠近与深入，这其中多少辗转，多少汗水，多少崇敬，最终蜕化为沪剧艺术画廊中的新人物，感动中国的樊锦诗又以舞台形象感动着观众。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茅善玉也有一双发现美、呈现美的眼睛，有对成功与卓越的强烈向往，这构成艺术家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樊锦诗懂得敦煌，茅善玉理解樊锦诗，两个女人的互相懂得，直面相向，在职业理想与人生价值上的合二为一，让她们跨越了常人难以想见的心路历程，在奋斗和工作中闪烁着青春般的理想色彩。

　　《敦煌女儿》并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悲欢离合的纠葛。剧中的许多细节力求“小中见大，以小搏大，于平凡中见不凡”。要说这部戏在表演方法上与以往有何不同，那就是茅善玉的表演与以往相比增加了沧桑沉稳的厚重附着、柔婉中融入雄浑坚硬之韵。樊锦诗青年、中年、老年不同年龄段的身段与神情，实际上对茅善玉的表演形成一大挑战，而茅善玉的舞台诠释，却生动传递出了主人公的诗性人生和哲理境界，特别是在时空交错的场景中，茅善玉一个转身，从25岁变为80岁，30秒的时间间隔通过形体、唱腔和神态来转换，准确把握了人物的神态、心理、动作，勾起观众互动性联想。剧中樊锦诗这个人物的主要唱段大多都是茅善玉自己设计的，根据人物不同的年龄和情境，唱腔中既有沪剧的细腻温婉，又融入了锡剧、越剧、黄梅戏的唱腔特色，歌唱性更强，旋律更丰富，并化用了京剧韵白，融入了京剧的演唱方式。人物有温度，唱腔有力度，让观众感受到上海戏曲的“西北感”，领略敦煌人的文化精神和品格。茅善玉说，我一边设计唱腔一边流泪。排演过程中，她逐渐走入主人公的灵魂。将一名初入敦煌的“上海小姑娘”，变身为无悔青春的“耄耋老人”，再现了“她”的艰难困苦和作为母亲及科学家的本分。而且在创作中，竭力为吻合人物的特质和境界、为沪剧的表演方式做出新尝试。

　　现实题材剧目为何难以动人？文化或情感储备不足或许是重要原因。茅善玉触摸人物的内心世界，领悟到樊锦诗对敦煌的深深的爱。樊锦诗曾说，“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50多年前，我独自一人来到敦煌，一坚守就是半个多世纪，之所以能在敦煌待下来，不仅因为有爱人的支持，有前辈们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全世界就只有一个莫高窟，这里有我的生命和理想”。一位瘦弱的南方女子，用了五十六年的时光坚守在大漠深处。这漫长的时光背板上写满情爱与责任。茅善玉的艺术表达也建立在爱与靠近的基础上，颇富创意地将樊锦诗的职业抉择、情感矛盾浓缩化之后凸显在舞台上。演出了樊锦诗的人物特质，平凡，坚韧，守正，创新，具有宗教般的禅定功力。舞台上，观众看不到浮躁、急躁所带来的功利性表达，看到的是人物的情感厚度和精雕细琢之后的逐渐升化。茅善玉对人物的深厚情感，让人物的情感深度有了可信依托。由此说来，“二度呈现”考验着艺术家的情感深度和把控能力，艺术家的综合创造能力往往能够提升作品的品相和深度。

　　剧目创作之初，樊锦诗说，“敦煌怎么演，我一点都想不出来。我们每天不是在图书馆研究，就是在办公桌上写作，要不就是进入洞窟，生活与工作毫无戏剧性可言”。剧目上演之际，樊锦诗带着家人来到剧场。当看到舞台上的“樊锦诗和常书鸿”、敦煌一代代文物保护者时，樊锦诗也从另外的角度再一次走入了敦煌。她觉得茅善玉他们不容易，将一个陌生、遥远的题材变成了艺术。去过敦煌的人不计其数，而敦煌却通过茅善玉的连接艺术地来到了内地。飞天的衣袂，大佛的禅定，沪剧的柔美，让她仿如听到大漠关山之间清朗的驼铃，看到了“春一去，冬一来，千年倏忽而过”飞逝，而故事却在尘沙中跳跃起来的鲜活场景。

　　为什么一个平凡女性并不跌宕起伏的故事深深打动人心，散发出伟大的光芒，就是因为作品对敦煌一代代文物守护者的爱与信仰给予了艺术的再现和赞美。《敦煌女儿》主创人员以新时代的审美视界，坚持剧种的本体特质，对这位女性给予了强烈的现实观照。樊锦诗不仅是一个人，更代表着一个群体，一种精神，舞台上的创意性呈现为真人真事题材创作提供真实性、合理性的可贵镜鉴。

　　从生活中的樊锦诗到舞台上的樊锦诗，这其实是一条漫长的路，充满生命和艺术的探索意识。它赋予我们深刻思考的空间。一个人怎样活着生命才有价值？一个艺术家如何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开掘宽度和深度？一个英模人物或一个现实题材剧目怎样在真实与艺术统一上达到平衡与超越？一个剧种应该如何延续传统和焕发新的时代风采？从《敦煌女儿》和茅善玉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剧种，追寻、拓展、责任、使命意识之可贵，看到创作生产的自我加压、内在动力强劲之重要。由此，我们深深感悟，人的生命价值的绚烂是永远值得聚焦的艺术命题，中国艺术对现实的关注与重大题材的开掘有着引人期待的良好前景。这是中国艺术对当今时代的积极回应，更是中国艺术葆有生机活力的形象证明。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0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