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廷芳（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命运将我俩抛在同一张床上
以往农村人给孩子起名字往往根据孩子的某种生理特征，倘若你的头发长得硬一点就叫你“狼毛”；你说话有些结巴，就叫你“磕巴”，你的皮肤较黑，就叫你“乌狗”、“乌牛”，或如本文主人公“乌皮”等等。
插图：郭红松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穷人占多数。1928年，乌皮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学后虽然成绩很好，谁知尚未读满初小四年级父亲就不幸去世，母亲不得不让身为长子的他中断学业，作为“半作手”（未成年长工）帮人务农，长大后成为长工。
本来我是无缘与他相识相知的。可人的缘分有时真是说不清楚。这里不得不说到命运了：1942年，日本鬼子抓走了我的父亲和祖父。后来祖父在江西病倒了，鬼子才放了他。他一路跋山涉水，讨饭回来。当时正值江河泛滥，人和动物尸体随处可见。祖父因此感染了某种毒菌，回家后全身长满疮疖。几年后祖父的疮疖传染给了我。当时的中等农户没有条件一人一床，何况我因跌伤致残失去一只手臂后已成了家里的多余人。于是家里就让我和叔父家的唯一长工同床。这位长工就是乌皮。
乌皮大我7岁。这样的年龄差别照理是不大可能很快就处得十分融洽的。但我们一点也没有过隔阂期。可以说一开始就相处得很融洽。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其次是乌皮的敬读与好学精神令我感动。他每天都要问我学校里上的什么课，讲了哪些内容？也常谈起他当年上学时期的经历，期间难免要涉及到对某些共同认识的老师的议论和品评。这样我们每天睡前那一段时间，就感到消磨得很愉快，也很有收获。如果说，开始阶段，我们谈论学习和学校的事情比较多，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话题就渐渐地转到他较丰富的人生经历方面去了。而这方面正是我所缺乏，而且也是我所感兴趣的。
不屈的人格尊严
乌皮讲得较多的是他在某些雇主那里受屈辱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本村的一个东家，每年雇两个长工和一个厨娘。平时主仆双方看不出明显差别，但一到吃饭时就泾渭分明：东家一家四口吃的菜摆在一边，长工和佣人吃的菜则摆在另一边。“他们三菜一汤，我们仅两道素菜，对面的菜热气腾腾，香味一阵阵袭来。我们的菜不但无味，而且早已凉了！我们只得闷着头，狼吞虎咽，巴不得快点吃完，躲到一边去。而他们一家则细嚼慢咽，有说有笑。那位高个子东家还经常喝点酒，优哉游哉。完了，端起水烟筒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他们家没有地方再摆一张桌子吗？”
“再摆两张桌子也没问题。他们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你有什么办法！”
“只吊你的胃口，却不让你吃，这叫‘可望而不可即’呀！”我刚学过这个成语，这回可将它用上了。
“在小东家干活不如在大东家。”他说。“为什么？”我问。“大东家长工多，他用一个工头来管你。工头虽然也骂骂咧咧，但大家不怕他，因为他身份跟我们一样。而且长工们吃饭、干活都在一起，有说有笑，与东家十天半月也说不上一句话。可在小东家呢，”他接着说，“一家大小都能吆喝你干这干那。尤其是女主人，常给你脸色看，唯恐你干少了他们吃亏。”
乌皮的诉说震撼着我的心灵，使我明白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可以说，它是我一生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最初启蒙。此后包括他在他的雇主——我叔父家的一些感受，我在情感上都不由自主地倾向他一边。
乌皮毕竟读了几年书，较早就有了自我尊严感。由于多年来种种屈辱的待遇，他的内心逐渐积压起了越来越大的叛逆情绪，至1948年底，他终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1949年正月初一起再也不帮长工了！他认为，帮零工或短工，可少受些气，有较多的自我尊严。
但天不从人愿：我哥哥正处于服兵役的年龄。194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当局派来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来“抓壮丁”，幸好那天我哥哥有事进城没有回来，使对方扑了个空。但从此我哥哥在外面东躲西藏，再也不敢回家。眼看春耕在即，父亲又因长年患肺痨病，不能下田。与我家兄弟姐妹结下深厚友谊的乌皮，急我家之所急，主动表示：愿来我家替代我哥哥干活，工钱随便给。父亲大喜，立即表示：工钱不少于你原来的！于是我与乌皮又有机会睡在一床了！
参军
不到三个月，农历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来到我家乡：解放了！哥哥立即回了家。乌皮说：你在外面东藏西躲，腰都挺不直了吧？你姑且歇歇，我替你再干个把月。不想，仅仅过了个把月，乌皮突然提出要走。哥哥感到突兀：“你去哪儿？”“杜泽区中队——解放军部队！”哥哥愣了老半天：“你愿意当兵，那去年你为什么不替我去？”乌皮不屑地说：“哈，那是反动派的兵，谁愿去！”哥哥说：“我现在跟你去当解放军的兵，行不行？”乌皮说：“你愿去？再过几个月老婆就到手了。再说，你父亲有病，弟弟年龄又小，你走了，田让它荒？”哥哥没有话可说了。
没过两个礼拜，乌皮又回来了。他首先宣布：“我现在不叫‘乌皮’了，我已改名叫‘詹云复’！以后就叫我这个名字吧！”我说：“乌皮叫习惯了，私下里还这么叫吧，多亲切！”他回答说：“我们之间不论叫什么都行！”接着他把话题一转对我说：“我这次回来是要带你去部队报名参军。”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我说：“国民党抓不到壮丁都不要我，现在是共产党时代，要求当兵的人有的是，会接受只有一只手的人？何况我并没有达到当兵的年龄。”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们部队有一种行当叫‘事务长’，抄抄写写记记账、管理伙食什么的。你高小毕业，文化程度我看比那些人还高点，怎么不行？”于是他亲自领我去附近的杜泽区中队报名参军。结果对方的第一句话便是：“如果我今天让你报了名，明天你就得作为革命残废军人办理退伍手续哩！”但乌皮不服气，第二天又领我去35里以外的上方区中队报名。对方则说：“当兵的第一个条件：得会拿枪。没有这个条件，你再会抄抄写写，也进不了队伍。”然而乌皮还是不死心，他认为区中队水平低，不会识别人才，决定第二天带我去县政府见县长。当时的衢县县政府暂时设在杜泽区的外黄乡，离我们村仅十里地。我们找到了县长，记得他叫贾文贤，个儿高高，约莫三十开外。乌皮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将他事先打好的腹稿一个劲地把我美言了一番，而且特别强调：别看他少一条胳膊，也会抡锄头垦地，会骑着水牛奔跑……县长不时看我一眼。听完后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有希望了。但最后他说：“你小小年纪，就想当解放军，愿望当然是好的。但一是你年龄不够；二是你身体也不合条件：平时拿起枪射几发子弹，固然你也学得会。但一旦与敌人拼刺刀，你也行？现在每个村子都有民兵组织，你既然对当兵感兴趣，那就在村子里当几年民兵再说吧。”这个结局我事先就料到，所以并不灰心丧气。但乌皮耿耿于怀：“人家不了解你，毕竟没有和你一起生活过！”我觉得这几天乌皮简直有点傻气。后来读了《堂·吉诃德》，一下就闪回到了我和乌皮的这段经历。
求学与爱情——天上的馅饼
1950年春起，我去衢州中学上初中，与乌皮来往很少。过了一年半，他突然来看我，说他已经转业了，组织上派他到衢州电影院工作，说虽然全县只有一家电影院，但这是一门很好的娱乐形式，又是一种很有效的宣传手段。他的意思是说，领导很信任他，要他来发展这一事业。我听了心中一喜，想：今后看电影可方便了。再说，该电影院有一位靓丽的女工作人员，常穿着一套蓝色束腰的列宁装，衬以白色大翻领的衬衫——这是当时很时髦的女性装束。加上她皮肤白皙，人也文静，因而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对象，都说县城有不少体面人物拼命追求而不得。我心里打趣：会不会偏偏这位皮肤乌黑而心地善良、禀性耿直的大哥反而会中她的意呢？等着上天安排吧！我暗暗祝祷。半年以后，凡乌皮请我看电影，都叫我直接向那位名叫徐雪影的女同志取票，而她也对我格外热情。我心中暗喜，觉得这两人的关系八成有谱了。
1953年初夏，乌皮喜滋滋地带着徐雪影来看我，刚坐下来就说：“向你报告一个特大的喜讯——”我马上说：“你不报告我也知道了。”我凑近他的耳朵悄悄说：“恋爱谈成了？”“去你的！”他猛力把我一推，郑重地说：“比这重要得多！”原来他已被浙江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录取了，学制四年，相当于高中毕业，之后可以直接报考大学。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年龄还有上学的机会，真仿佛“天上掉下个馅饼”恰恰被他接住了。我欣喜之余，对雪影姐看了一眼说：“得把婚事办了再走吧？不然的话，天天写恋爱信哪能学得好！”他对我这句话表示不屑，自豪地说：“根本不存在那个问题，背着‘家庭’的包袱才会影响学习呢。”雪影姐显然已经与他取得了共识，说：“没有跟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很难想象他对学习有多么强烈的渴望。我愿意尽一切可能支持他。”她的眼睛湿了。
去杭州读书后，乌皮先后给我来过几封信。最初他承认自己接受能力不如年轻人，但表示有信心赶上大家。从第三封信开始，他就信心满满地说，他已经赶上了全班的进度，并表示有决心取得全班中上的水平。1954年他暑假回村，我们每天傍晚都沐浴在村外芝溪的清流里，迟迟不肯上岸，有说不完的话题。你想，当时这一大一小，一个初一生，一个高一生，一个正憧憬着全国最高学府，一个也依稀看到一所比工农速中更高的学府在远远向他招手。不然，当时大学生们的一种生活风采：翻毛皮鞋加西裤，怎么会引起这位向来以朴素为尚的昔日雇农的啧啧赞赏呢！
1955年春节期间，乌皮陪新娘来村子“回婆家”，顺便来看我。未及坐下他就从包里掏出一袋糖果，笑嘻嘻说：“老弟，请吃喜糖。”我大为意外：“你怎么来了个突然袭击，不让我闹新房，你这糖我怎么吃得出‘喜’来？”他忙解释：“哪有什么‘新房’可闹。就几个同事和亲戚，吃顿饭，吃几粒糖，就完成任务了。现在提倡移风易俗，不兴那些老规矩了。再说你在乡下，我们也不忍心大冷天让你往城里来回跑呀！”乌皮是实在人，我很快接受了他这番大实话，我们又谈笑风生。于是他接着说：“想不到为了不背‘包袱’，却背上了更大的包袱：三天两头有人写信来规劝，这个说：而立之年了，把婚事办了吧；那个说：你也得为对方想想呀，都二十八了，人家是姑娘，等不起啊！还有的好心人甚至说：可别忘了，她在这个小城里可是‘众矢之的’呐，当心夜长梦多哦。第一、第三种说法我根本不在乎。但第二种说法，确实把我打动了。”说着他向新娘瞥了一眼，对方马上露出会心的微笑。“当初推迟婚期的想法，主要还是出于对学习难度的担心。可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再过一两年，我有信心进入全班前十名的行列！”听了这番话，我内心十分宽慰，不，是振奋。我从心底里祝福我的老大哥！
这无疑是一对真正意义上的恩爱夫妻，但你从日常生活中却几乎看不到卿卿我我。说实在的，我的这位朋友根本就不习惯那些亲昵的举止。有一次，我与乌皮夫妇和他的几个亲属一起从村子去相距10里地的杜泽镇，乌皮总是与妻子保持着约20步的距离。这使我惊讶与不解。最后我不得不把憋在肚子里的一句话说了出来：“乌皮，你走路时为什么与雪影姐隔得老远呢？”他的回答硬邦邦：“谁不知道我们是夫妻？每天晚上还不够我们交谈？”但他的这种脾气徐雪影能理解吗？于是我又悄悄地问她：“乌皮的这个风格你能适应吗？”她说：“这没啥，我就喜欢他的实在。”哈，这下我放心了。
1957年盛夏，我作为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回村休假，几天后乌皮也结束了工农速中四年的学习，带着妻子和一岁半的孩子回老家探亲，并带来又一个特大喜讯：浙江大学河川系把他录取了！我生平第一次和他紧紧拥抱着。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每天傍晚都久久沐浴在芝溪的清流里。在这里聊天比任何客厅都惬意，比任何餐馆都刺激。我们回叙着昔日睡在一张床上的胡思乱想，我们更畅想着未来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一个方向在江河，一个思路在书斋。
人情与初心
1956年初秋，我要去北京上大学了。乌皮在高兴之余，知道我父亲死后家里经济拮据，嘱咐妻子无论如何为我准备一笔钱。那时他自己上学没有工资，妻子工资也不高，而且有了一个孩子。当我动身前向雪影姐告别的时候，她神情凝重地看着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那是20元人民币。入学后，经申请学校每月给我的生活费是3元，可见这20元在当时相当管用。暑假乌皮回家，送我两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总农艺师》。在阅读间隙，我每每想到，这是乌皮从很有限的生活费中节约下钱为我买的，我除了认真阅读以外，将怎样报答他呢？
我大学毕业以后，口袋里多少有点钱了，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乌皮夫妇无疑是其中之一。于是毕业后第一次回家探亲，给雪影姐买了双雨天穿的套鞋。经过一番推让后，她只好勉强收下。谁知后来乌皮知道了，狠狠把妻子批评了一顿。雪影姐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乌皮是个只知付出而不图任何回报的人，百般劝我此后再也不要给家里任何人送礼物了！从口气里听出，乌皮的批评是相当重的。
多少年后，他们的一个儿子与我聊起他父亲，说“文革”刚过，他被调任金华市农林系统水利组的副组长，有不少人带着礼物来拜访他。事后他将这些礼物统统带到单位，并召开大会宣布：我担任这个小官才几天，就有那么多的礼物送到我家来。以后谁若带礼物来见我，我将公开在大会上点他的名！儿子在谈到父亲的这一举动时，感觉不免有点过分：这让那些送礼的同事多么尴尬？况且他们不一定都是为了贿赂吧？直到后来，随着我国反腐的深入，他的这位儿子看到，许多腐败分子的堕落，正是从接受礼物开始的。这时他终于认识到，父亲一开始就举起了“拒收”的盾牌，从而阻断了今后进一步贿赂的渠道，真正体现了一个“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
高级工程师——最后的绝响
乌皮深知，他所掌握的这门水电知识完全是用人民的血汗培养出来的，他一定要通过自己勤奋的工作把它用于国家的建设。他深知他所在的浙西地带（包括金华、衢州，当时同属金华市）是多山地区，水是农民的生命线，搞好水利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革”期间，他顶着武斗风的喧嚣，积极投入谢高华（全国百名改革先锋之一）领导的衢州铜山源大型水库建设，披星戴月地参与该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这个水库蓄水容量1.7亿立方米，对解决衢州的农田灌溉乃至居民生活用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85年衢州单独建市，乌皮留在了金华市工作。此后金华市所属各区县的大小水利工程都不同程度地投入了他的智慧、洒下了他的汗水。他经常要我在北京为他购买各种相关书籍。记得有一次他要一本《结构力学》，要得很急。我跑了北京好几家书店，终于在甘家口的建工出版社门市部买到了。他高兴得不得了。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他一个儿子的交谈中方知，他已升为高级工程师了！我立即打电话给他，欣喜之余也不无责备：这么好的消息为什么不主动告诉我？他说：“哎呀，老弟，我年龄比你们大好多岁，同等的职称却比你们晚好几年，还好意思奔走相告？”我说：“从长工到高工，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早几年晚几年算什么？”又过了好几年，接到他的一封来信，兴奋地告诉我：经领导批准，他要独立负责一座大中型水库的施工任务，他将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工作，实现报效祖国的求学初衷。据他的孩子说，父亲把这一工程当作他一生事业的绝响，每个细节都亲自过问。新世纪初我回衢州，他特地让孩子接我去金华，陪我参观他亲自督造的上述沙畈水库。行至离金华约50公里处，只见一座中型大坝耸立在金华江一条重要支流的峡谷中。它在防洪中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拦住的8500万立方米的正常蓄水量维系着金华市大面积的农田灌溉和大量市民的生活用水。而这项工程是乌皮退休后利用返聘的“余热”完成的，令人想起“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不朽诗句。当我站在大坝上望着粼粼的水波和四周旖旎的群山，转过身来再看着那从坝身猛力喷涌而出的三股水柱，我的眼睛湿润了。回想起当年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虽也畅想过许多美好的未来，却何曾想到过知识变成力量的这样壮丽的今天！
乌皮毕竟大我好多岁，2006年因突患肺癌先我走了！据说病重期间，他还念叨着我，却怎么也不让他的家属通知我，怕我老远跑到南方，影响我的身体和工作。啊，这个“实在”人，一生没有讲过一句大话、假话、套话和空话！如今我伫立在乌皮的坟前默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凭眼泪哗哗地洒落……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