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到“市民”，文明要上楼

——且看苏州城乡如何协调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 苏雁

　　苏州乡村是何模样？

　　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杜荀鹤如此向友人描述苏州：“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白居易晚年“最忆吴江隈”，他记忆里的苏州是这般：“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

　　80多年前，苏州吴江人费孝通回到家乡，在太湖东岸一个名为开弦弓的村子里做社会调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位年轻的社会学家在根据该调查撰写的《江村经济》一书里指出，“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2019年4月初，当记者来到苏州的乡村，水巷小桥仍然很多，长洲苑绿仍然尽收眼底，费孝通当年提及的饥饿问题早已解决。不过，我们能看到，这儿的村庄正在经历着另一个变化。

　　“镇镇点火，村村冒烟”。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州以及整个苏南地区出现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建厂房，办工厂，壮大了村集体经济，鼓起了村民荷包。近年来，苏州还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培育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养生养老、农村电商、田园综合体等新兴产业和新业态。2018年，苏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2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为1.958：1，成为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最小的地区之一。

　　当城市与乡村在物质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时，精神上的差距愈发值得关注。在苏州乡村，记者试图寻找城乡融合发展中，农民在向“市民”转变时解决精神上的“饥饿”问题的方法。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新运河及两岸风貌 资料图片

　　1.有了“硬件”更要“软件”

　　李军（化名）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苏州市吴江区湖滨华城社区的城市居民，另一个身份是吴江区芦荡村的村民。与他一样有着双重身份的人，在湖滨华城社区还有不少。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身份让他们很矛盾。

　　几年前，吴江建设太湖新城，位于新城南部区域的芦荡村和另外几个村子被拆迁，村民都住进了湖滨华城社区的安置房。随之而来的，还有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改善。“村民变市民，硬件没问题了，但软件好像还不行。”李军说，“软件”指的是村民的生活习惯和文明素质。比如，社区请人做讲座，“上面在讲课，下面在剥毛豆”。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古镇 资料图片

　　与湖滨华城社区一样，“苏州第一经济强村”永联村也有过这样的苦恼。这个在长江荒滩上围垦建成的村子，以工兴村，将一家小小的轧钢厂办成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现代化大型钢铁集团，“我们永联村不差钱”成了村民的口头禅。

　　为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永联村建造了一座永联小镇。不过，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发现，小镇拔地而起，用钱可以解决，但入住的农民不会“一上楼就市民化”，马上就能成为“文明的市民”。比如，虽然有了红绿灯，但行人照闯红灯；医院硬件还行，但医疗水平有限，而且与城镇医疗保险不接轨。

　　“农村建设，最难和最本质的是人的提升。”吴惠芳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指出，精神世界的提升需要时间，也需要依靠必要的制度建设和组织治理。李军的想法则更朴实：从村民到“市民”，要从改变村民的生活习惯做起，比如“隔夜饭菜不要吃”。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頔塘河、古运河交汇处坐落着安德桥和小九华寺 资料图片

　　湖滨华城与永联都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永联村成立社会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将公安、交警、城管、工商、卫生、消防等机构和执法人员派驻到村里，并把医院和农贸市场交给上一级的南丰镇统一管理，实行城乡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湖滨华城社区实施村、社集中办公，村民办事不用回村里找村干部，在社区里就能享受到无差异的服务。此外，建设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剧院，组织龙狮队、戏曲班、篮球队等，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组织技能培训，提升村民科技素养和致富技能。

　　效果是很明显的。“再次办讲座时，讲台下剥毛豆、抽烟的没了，多了的是做笔记的。”李军说。

　　2.自觉与自信下的摇曳多姿

　　尽管村民在两个身份之间转换，但他们并未迷失。在生活向现代化和城市靠拢的同时，苏州的乡村仍然努力保留自己的本色。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保有一份自信和从容。乡村要像城市，但还要更“像”乡村。

　　因为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开弦弓村以“江村”之名而广受关注。2018年，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来江村调研，发现“城市文明对江村的影响和冲击无处不在”。比如，生活理念日益跟城镇接轨，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看电影、跳广场舞、打篮球、上网等成为村民的时尚。但他同时又看到了冲击下的坚守：“新建起来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里的历史档案、文化习俗，这是江村的‘根’，维系着世代传承的脉络。”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一生26次访江村的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观点：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不是要“复旧”，也不是“全面他化”。这个观点被江村奉为圭臬。记者看到，在江村新建的费孝通纪念馆里，费老的这段阐述挂在了墙上。

　　不仅仅是江村，在永联村，记者也看到了这种文化自觉下的自信和从容。尽管村民都已“上楼”，村里的土地在各种产业竞相发展下显得愈发宝贵，但永联村仍保留数千亩土地作为耕地。不过，耕种的工具已从“锄头钉耙”变成“电脑鼠标”。永联村吸收了现代科技文明，但并未抛下传统和乡愁。

　　这种自觉，使苏州村民们珍惜一砖一瓦、一山一水，反思和创造。永联村将钢厂里富余的蒸汽通过管道输送到育秧中心，既环保节能，又为反季节种植提供热源；距离柳舍村不远的旺山村，过去以挖山采石为生，现在则护山、建生态园、恢复和保护山里的古迹，引来游客无数，还有不少文创产品创业者在此落户。

　　这种变化中的不变，反而构成苏州乡村最大的魅力。不仅留住了村民的乡愁，还引来了城里人的目光。

　　3年前，当画家雅公来到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柳舍村，他觉得找到了可以“止息”的地方。雅公祖籍苏州，在四川长大，第一次看到柳舍，他被村民们精心保护的白墙黑瓦和小桥流水震惊了，村庄的布局、建筑的肌理，都强烈地吸引着他。

　　今天的江村，也吸引着更多人。他们计划挖掘费孝通访江村的历史人文价值以及江村的水乡习俗文化和生态资源，建设特色田园乡村。还将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共同合作开发“费孝通中国农村调查研究方法”系列大众化教案，并进行普及推广。

　　自觉和自信的苏州乡村，脚步扎实，摇曳多姿。他们提出“一村一种功能，一村一种风情”，姿态各异的村庄将根据自身优势，进一步挖掘内涵，走出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3.自治与自我表达的实现

　　乡村在觉醒，村民的自我表达也在觉醒。陆卫红最近几年有一个感觉：身边的声音越来越多了，而且从嘈杂变得清晰。作为永联村永合社区的一名网格长，陆卫红的工作是沟通和调解。这个工作不好做，经常要上村民议事会。

　　村民议事会在位于永联村中心一座十分显眼的建筑里举行，这座名为“村民议事厅”的建筑在设计上颇有讲究：大厅顶部是透明玻璃组成的巨大天窗，寓意“打开天窗说亮话”；圆形穹隆顶中央还含有方形图案，圆寓意表达的艺术性，方则强调不能放弃原则；大厅正前方墙上是立钟造型，寓意百家争鸣、警钟长鸣。

　　在这个地方“评理”，远胜于在村口“吵架”。而且，村民从“想说话”变成“会说话”。声音很多，但最终会形成合音。陆卫红介绍，永联村大小事都由村民商量着定，涉及涨补贴、拆迁安置、土地征用等问题，还得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每人都有投票权。

　　离开永联村，来到张家港市杨舍镇善港村，记者在一份张贴出来的计划表里看到，善港村的议事计划已经安排得满满的，讨论土地征用方案及补偿费用的分配、农田改造提档升级过程中沟渠修建等各种问题。村民议事会还分成生态发展组、社会民生组和村务监督组3个小组，议事会成员由村民“公推直选”产生。善港村党委副书记黄琴介绍，成立3年多来，村民议事会推动了近40个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

　　村民陈国良仍记得自己当初被村民选为议事会成员时所作出的承诺：他将把自己的视野放在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上，因为他觉得，“唯有彻底的互动，才能彻底地唤醒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据了解，在苏州，“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社区治理结构初步形成。由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模式覆盖城乡，形成了以苏州高新区“政经分开”、太仓市“政社互动”、张家港市“村民自治”等为代表的一批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示范典型。

　　作为一名多年的农村工作者，吴惠芳的感受或许具有代表性：成为“市民”后的农民不再满足于被管理，而是开始关心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这种说话的权利需要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7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