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建国（作家，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清明祭英烈。大江东去流经血沃圣土的南京雨花台，赴义千秋的抗日英烈吴焜，头枕长江凝目南望已时逾一个甲子。江水无言，铁血长啸，当年在苏南抗日战场上威慑敌胆的虎将在瞩望什么？走进铁流东进壮怀激烈的历史，喋血奋进中的一对中华英烈吴焜与杨瑞年，为国捐出青春之驱，令人满怀崇敬，又禁不住洒一掬热泪。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定山湾吴焜烈士埋葬处纪念碑 线云强摄
那一仗杀出个“吴老虎”
那是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苏南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吴焜烈士
1939年5月31日晨，在江苏江阴、无锡交界的小镇黄土塘，“江抗”独立支队炊事员买菜时发现镇上有日军数百人。“江抗”副总指挥兼“江抗”二路司令员吴焜接到报告后，迅速对敌情作了分析，针对可能发生的遭遇战作出紧急部署：独立支队机枪连坚守小河土坝；一支队一连进入土坝西侧河岸阵地，二连担负预备队；一支队三连及直属机枪连在小成巷村东北角隐蔽待机；二支队在小成巷村西北角布防。鉴于刚改编的独立支队缺乏战斗经验，吴焜令其随司令部行动，战斗打响即后撤向南转移。
杨瑞年烈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几经折冲樽俎，汇聚南方八省游击健儿的新四军于12月25日诞生。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发出专电，史称第一个“五四指示”，要求“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明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然而，项英对在人口稠密、交通发达、日伪重兵据守的江南水乡建立根据地心存疑虑，一度迟滞了新四军发展。
南京雨花台望江矶吴焜烈士墓 线云强摄
1939年5月4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不顾项英驰电反对，毅然派六团团长叶飞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长江以南、沪宁铁路两侧、武进以东直到上海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部）和苏（苏州）、常（常熟除虞以外部分）、太（太仓）东路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黄土塘遭遇战，就是兼任“江抗”二路司令员的吴焜，领兵开辟东路根据地途中与日寇发生的一场恶战。
吴焜刚作完战斗部署，日军先头部队已向小成巷村方向开进，哨兵鸣枪报警，日军慌忙蹿入东侧坟地，架起机枪和迫击炮向“江抗”阵地射击，并组织兵力发起冲锋。据守土坝西侧河岸的一连开火反击，双方隔河形成对峙。这时，90多名日军赶来增援，一连连长谭冬生身负重伤。紧急关头，二支队长廖政国蹿上坝头，夺过机枪猛烈扫射，挡住了敌人进攻。
率部驰援的“江抗”一支队长王萱春，命令二连火速占领土坝东侧河堤，连长吴立夏指挥九挺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日军抬不起头来。突然，二连火力最猛的苏制转盘机枪手被击中，日军趁机蜂拥而上。千钧一发之际，二连指导员赖生弟连投几颗手榴弹压制住敌人，转盘机枪重新开火。在一连火力支援下，敌人被打退，赖生弟却中弹牺牲。激战至当日下午，数十名日寇横尸桥头，内有一名日军大佐。这时，“忠义救国军”一个支队，奉国民党第三战区命令，公然配合日寇前来消灭“越防区作战”的新四军。
在外敌内奸两面夹击下，杀红了眼的吴焜大声呼喊：“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啊！”吴焜和廖政国端起机枪，边扫射边带领官兵冲锋，日寇和“忠义救国军”在“江抗”部队猛烈冲击下狼狈溃逃。
黄土塘遭遇战是“江抗”东进打的第一场胜仗。首战告捷，不仅使日军受到强烈震慑，而且极大地焕发了苏南东路地区人民的抗战热情。困顿中的人们纷纷睁大了惊愕的眼睛：原来日本人也是可以战胜的！胜利的消息像一股清风，使“失败”“亡国”等笼罩江南的愁云惨雾为之一扫。
吴焜是四川万县人，船工出身，曾在四川军阀杨森部当号兵。他看到红军官兵平等，救济穷人，便找来一身本部队的军装，给一名被俘的红军战士换上，由他带领投奔红军。枯木逢春的吴焜，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成为英勇善战、威慑敌胆的一员虎将，曾任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1938年春夏之交，吴焜从延安调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一支队六团副团长。
看到吴焜打仗端着机枪向敌人冲锋，有时甚至吹着冲锋号向前冲，叶飞提醒他说：“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这是前辈名将留下的好风格；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是我军猛打、猛冲、猛追作风的好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团的指挥员，就不能只起一个英勇战士的作用了。”吴焜经过认真思考，第二天才郑重回答说：“这支部队是您在闽东游击战争中带出来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有丰富经验的。但作为坚强的能攻能守的正规部队，无论军事技术上、战斗作风上都还是不够的。不错，我们团在皖南进行了军政训练，成绩不小，但在实战中还是要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把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带出来，才能打不垮，拖不烂！”
惊鸿一瞥源自万里长江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同生，当年任上海《导报》主笔，因报道吴焜所部“江抗”二路火烧虹桥机场暴露身份，遂转任“江抗”总指挥部秘书长。1957年，陈同生在《猛将吴焜》一文披露了吴焜隐秘的情感世界：
有一次他笑了一笑问我：“你结婚没有？”“早结过了。”“爱人现在在哪里？”“她已牺牲了七八年了。”我问他：“你呢？”他告诉我，皖南军部有个小杨同志，是一个年轻党员，在大学读过书，他们常常通信，他说着从身上一个小包里，拿出小杨给他的照片、信与我看，信写得很热情，但很理智。看来她对老吴是很钦佩的，友谊也超过一般同志之上，从照片上看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穿的是军装，更显得妩媚中有一种刚毅的气质。我心底在为老吴祝福，他有一个理想的伴侣。老吴还将几封写好未寄出的信给我看。我问：“为什么写好了信又不寄出呢？”老吴说出一番道理：“一嘛，现在没有人去皖南，邮寄怕遗失了；二嘛，军部正在反恋爱，项副军长作了报告，听说几个闹恋爱的老干部还作了检讨，受了处分；三嘛，自己文化低，信写得不及人家好，说来说去都是些老话，想找个同志改改，叶司令文化最高，我怎么好意思与他说这门子事咧！给别的人看，我还怕那些知识分子笑话我这个大老粗，所以未寄。遇着你，我们都是老同志，当然不怕献丑了，请你好好地给我改一改。”替人修改情书，我从未做过，写情书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但吴焜同志的诚意，使我不能拒绝他的要求，更不允许对他火热的心情来点敷衍，找句遁词。我认真地读完了他写的几封信，一颗朴实的灼热的心，在字里行间跳动，信写得十分动人，我心里想，谁会料到这个叱咤风云的虎将，不仅是一位多情种子，而且是写情书的“圣手”呢！我对吴焜同志说：“你的信写得很好。没有风花雪月，但洋溢着真实的感情，她看了之后，一定会更爱你。‘相知贵道义，结交岂论文’，我看小杨同志是很有见解的，她不在城市的家庭过温暖日子，跑到抗日部队来；她不爱那些文人学士，而爱上你这个长征英雄，不能不说她是具有高人一等的见地。你们的前途一定美满、幸福。”我为他改了几个错字，删去一两处语法上显然有毛病的句子，便还给他，并说：“改多了便失去你的原意，失去你说话的味道，现在这样便很好了。”他同意我的意见，又重抄了一遍，不知什么时候寄出去的，我也未问。
陈同生回忆文章中提到的“小杨同志”名叫杨瑞年，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女生队长，是一名优秀演员，后调新四军教导总队任文化教员。
杨瑞年1916年7月19日生于镇江，抗战时在扬州读中学就参加学生纠察队，上街游行宣传，查日货、惩奸商。杨瑞年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在鲁迅小说、杂文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影响下，思想产生了飞跃。当学校无理解聘孙其敏（即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孙起孟）等进步教师时，学生代表杨瑞年第一个冲进省教育厅大楼，当面质问厅长周佛海。
1935年，杨瑞年从苏州女师毕业回母校达仁小学教书，秘密组织“读书会”，筹备救亡话剧演出，1936年春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七七事变后，任弼时妹妹任季潘鼓励杨瑞年到延安去。是年冬天，杨瑞年和妹妹杨青年长途跋涉到西安，随后入山西临汾刘村镇八路军一一五师学兵队。
当年临汾学兵队学员史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为杨瑞年留下速写：
在刘村镇最受人注目的要数女生区队了。她们每天下午做击鼓传花游戏，为了让区队十七八岁最漂亮最活跃最受欢迎的会跳舞的杨瑞年同学表演节目，花传到她手中时，捂眼人就用膝盖顶一下击鼓人，使其住手。杨瑞年从不推辞，大大方方地来一个“卡尔斯登舞”或别的舞。她是镇江姑娘，长着一对甜酒窝，美丽活泼，很受人们喜爱，成了学兵队引人注目的活跃人物。因为她头戴一顶航空帽，因此被人称作“小航空帽”，她总是那么热情，那么明朗，既有女性的柔和也有战士的豪放，像春天的云雀……
叶飞夫人王于畊，当年与杨瑞年同在学兵队受训，结业后双双分配新四军并进入战地服务团。1938年2月，学兵队结业同八路军随营学校在洪洞县白石村联欢并接受朱德总司令检阅。1991年9月，王于畊扶病写出《长江的女儿》，为晚会惊艳全场的舞者杨瑞年勾勒了精彩剪影：
在雪亮刺眼的汽油灯下，她穿着黑色的紧身服装，上面大概缀了许多亮片，在汽油灯下神奇地飘闪着点点银光。她跳的是卡尔斯登舞，跳得神采飞扬，激越酣畅，皮鞋急骤地敲击着台板，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强烈的节奏里充满活力，迅疾的舞步里透着潇洒，她双眼流盼，笑容满面……用眼下流行的话来说，台下的一千多人是一齐被“镇”住了，迸发出一阵阵的掌声。在这吕梁山麓的一个山村里，在这一千多个穿着灰布军服的人们面前，忽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叫人眼花缭乱的洋舞蹈，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和欢乐！落幕后人们还不停地鼓掌，齐声喊着：“再来一个！”终于大幕再次拉开，杨瑞年又重复跳了一遍，她这个节目才算结束。
这样一个新潮而惹眼的军中女性，与身经百战的吴焜邂逅并碰撞出感情火花，是在同赴新四军报到路上。杨瑞年和王于畊从汉口登船去九江，恰逢延安来的吴焜。入夜，吴焜发烧呕吐。杨瑞年、王于畊便清理呕吐物，从长江打水涮毛巾给他揩脸并做冷敷，忙了一夜。到南昌后，吴焜约杨瑞年同游百花洲，请她到饭馆吃饭。王于畊认为，这大概是老红军对杨瑞年热心帮助的酬谢吧，似乎没什么可非议的。但吴焜和杨瑞年外出被人“盯梢”，并且向上打了“小报告”。吴焜到部队报到前夜，曾在女兵宿舍外发了一通火。第二天一早，吴焜找到王于畊，拿出一封别着五元钱的信对她说：“代我交给那位女同志——对，就是杨瑞年。她待我是很好的，可是有人报告了项副军长，昨天项副军长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我刚到南方就腐化了，说本来叫我去做团长的，现在降为副团长。”王于畊断然把信接过来，说：“一定交到，请放心。”吴焜对她敬个礼，转身大步走了。
杨瑞年一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就成为团里的台柱子，是新四军公认的优秀女演员。在1938年的歙县岩寺镇和泾县云岭村，看过杨瑞年演的《刘桂英是一朵大红花》《张德宝归队》《红鼻子》《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的官兵，都对她惟妙惟肖的表演赞不绝口。杨瑞年演得最多的是《送郎上战场》。20世纪60年代全军宣传的“模范将军”何志远，在回忆录中就讲到1938年在岩寺看杨瑞年演《送郎上战场》的精彩场面。但王于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38年秋，杨瑞年莫名其妙调新四军教导总队，当起了很多人都做得了的文化教员。自己和很多人都被列为党员发展对象，而杨瑞年却没有。可贵的是，面对不信任和不公平，她始终努力工作和学习，在逆境中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杨瑞年调走后，王于畊还时常与她见面，直到1940年4月，王于畊随战地服务团离开皖南，两人才分手。
新四军成立后，项英提出，将士人无分长幼，职无论高低，皆应上下同欲，共赴国难，摒弃一切儿女情长和卿卿我我，“个人问题”等胜利后再说。不管是谁，不管什么特殊情况，都不准在部队里搞恋爱，违规者轻则撤职开除党籍，重则军法从事，甚至提出了“枪毙恋爱”的口号。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视察新四军，听到对新四军干部婚恋不合理规定的反映，经征求意见，提出不赞成对干部婚姻搞“一刀切”，主张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应该给予关心和帮助。
29岁且任过师团领导职务的红军战士吴焜，是有资格恋爱结婚的。然而，置身山河破碎的残酷环境，长于沙场点兵却拙于情场缱绻的虎将，已无机缘与自己心仪的姑娘结为秦晋之好。
虎将殉国与铁军之殇
1939年9月24日，“江抗”主力在江阴顾山挫败“忠义救国军”袭击后，向西北转移行至江阴徐霞客故里马镇（今霞客镇）湖塘里，又遭“忠义救国军”侧击。吴焜点起一个排的兵力，斜刺里插上前去驱赶敌人。
山头敌人正在扫射的机枪声音清脆入耳。根据新枪枪膛紧枪声脆的经验，吴焜判断这是一挺新的38式重机枪。他指挥战士正面佯攻，自己带十几个战士，从侧面爬上山顶敌机枪阵地，一枪把机枪手撂倒，夺过重机枪，掉转枪口猛扫，敌人像割韭菜一样纷纷倒下。吴焜越战越勇，但由于过分暴露，不幸头部中弹。战士们将他抬到马镇时，吴焜停止了呼吸。
彼时，陈毅已出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正要二进泰州，说服国民政府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和李长江信守中立，绝不反共。行前参谋见他连日劳顿，想陪他小弈解乏，尚未开局就惊闻噩耗。
“‘吴老虎’，这个见了敌人就不要命的‘吴老虎’啊！”陈毅手中的棋子掉落地上，良久，才吩咐机要参谋给军部发电报告吴焜牺牲事。
吴焜牺牲前三天，后为开国中将的六团政治主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在顾山反击“忠义救国军”时肺部中弹负伤。江阴之战，叶飞四天连折刘飞、吴焜两员虎将，悲愤难抑，决定隆重安葬吴焜。叶飞交代“江抗”三路武南办事处主任张志强承办吴焜后事，颤声对他说：“要厚葬！不能亏待他！”张志强到朱家湾一户地主家，买了一口油漆多年的大寿材，精心装殓了吴焜。当日，“江抗”在马镇周庄定山中庵东南山坡上，为吴焜隆重举行安葬仪式。叶飞主持仪式，警卫班鸣枪向吴焜致敬。壮志未酬的一代虎将，枕着万里长江澎湃的涛声，融入江南的青山绿野。
“江抗”总指挥部参谋长、开国少将乔信明，回忆吴焜牺牲时写道：
当年，我把追悼和安葬的事办好后，立即叫电台架线，向陈毅司令员报告，同时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我怕叶司令员悲愤伤身，想劝他早点休息，看他倒在床上，以为他睡了。我也倒在床上睡着了。等我醒来，看他坐在桌边写什么，眼睛红肿。警卫员悄悄告诉我，首长哭了一整夜。
吴焜牺牲和刘飞负伤震动了新四军军部。新四军二团团长王必成率部赶赴江阴增援接应，与“江抗”主力会师。“江抗”总指挥部报请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拟于拂晓前发起反击。陈毅电令叶飞和王必成停止行动，继续西撤。叶飞悲愤地说：“要撤，也要决一胜负再撤！”眼看一场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项英连电陈毅：“江抗”不能打！
陈毅为顾全抗战大局，缓和事态，相忍为国亲赴国民党江南行署谈判，实现前线弭兵。随后带一个特务连，昼夜兼程赶到周庄定山湾，传达中央和新四军关于发展苏北的指示，“江抗”转至澄西西石桥整编。此间，“江抗”举行吴焜烈士追悼会，陈毅亲自致悼词。他对吴焜的英勇牺牲表示万分悲痛，号召大家学习吴焜的好作风，同时也要记取烈士牺牲的教训。
王于畊等人获悉闻名新四军的“中国夏伯阳”吴焜，激战中被“一颗可诅咒的子弹”击中的消息，已是1939年11月。新四军作曲家何士德和词作者罗漠，创作了《反“扫荡”》歌，开头是：“反‘扫荡’！反‘扫荡’！延陵大捷，血战繁昌！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壮烈殉国的吴副团长！他们的鲜血喷满敌人的胸膛，他们的战绩发扬了民族的荣光……”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开国后任过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的徐平羽（白丁），为吴焜写了《真的人，真的战士》的悼文。新四军作家邱东平写了散文《用战斗的顽强性……》，发表在大后方《七月》杂志上。
《反“扫荡”》歌唱响新四军时，杨瑞年已于头年秋天调教导总队。王于畊想，她一定会流着泪唱这首歌，一定会在教导总队教唱这支歌吧。她真想把邱东平赠她的那本刊有吴焜英雄事迹的《七月》杂志送给杨瑞年。但转念一想，还是不提旧事，不给她新的刺激为好，于是悄悄作罢。
吴焜夺取的38式重机枪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参加了抗美援朝，被官兵们誉为“老黄牛”，新中国成立后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57年春，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飞，找到在南京的“江抗”老战友刘飞、廖政国、乔信明和张志强商量，把吴焜从江阴迁葬南京雨花台。叶飞领衔给江苏省委写了报告，时任江苏省农林厅长的张志强具体承办，是年，吴焜遗骸迁至雨花台望江矶。在江阴定山湾吴焜原葬地留有衣冠冢，并建立纪念碑。叶飞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以志纪念和教育后人。
永不谢幕的长江的女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杨瑞年与弟弟杨华年双双被俘。姐弟俩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周田村监狱，押在特务视为“政治顽固派”的第六队。
2000年12月，新四军教导总队宣教干事、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安羽回忆，1941年12月初，他随“更新篮球队”去铅山赛球时准备越狱。同在铅山演出的杨瑞年说，党组织决定让赖少其、邵宇越狱，但未准备好。陈安羽遂把越狱推迟到球赛和演出下一站石塘实施，并同意杨瑞年建议，傍晚开演吸引特务宪兵时，球队和剧团越狱同志同时行动。经精心安排，尚未暴露的新四军作战参谋、掌握大量机密的叶挺侄子叶育青，会同赖少其、邵宇、陈安羽等人逃出虎口。当月，杨瑞年又掩护八名难友越狱。
1942年6月17日黄昏，六队难友转移至福建崇安境内时，举行了著名的赤石暴动。全队50多人脱险，11人中弹牺牲，十多人被敌人抓回。暴动中，杨瑞年未能逃出魔掌，她的弟弟杨华年也英勇牺牲。
1942年6月19日黄昏，周田村监狱特务从各队点名调出141人，分3批押至虎山庙一个废弃的茶园，实施骇人听闻的集体大屠杀。
武夷山的夏天，万木葱茏，天澄水碧。第二批赴难的杨瑞年昂首挺胸，始终没有低下骄傲的头颅。只见她勇敢地跨出一步，面向敌人高喊：“来吧！抗日志士是杀不尽的！”罪恶的枪声响了，一枪，两枪……直到身中三枪，血流满面的杨瑞年仍巍然挺立！刽子手无比惊骇的是，杨瑞年身中六枪，喊出的依旧是撼人心灵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七颗子弹打碎了她的头颅，一代巾帼香消玉殒。这一天，她差一个月才满26岁。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杨瑞年父亲杨效颜欢欣鼓舞从上海回到镇江，和老伴联名在《新华日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抗战中从军的三个儿女。老人家并不知道，1946年，杨瑞年妹妹杨青年在大连病逝，被追认革命烈士。王于畊看到寻人启事心脏骤然收紧：烈士的父母正倚门而望，但瑞年三姐弟已永远不能回家同二老团聚了！她强抑悲痛给镇江市军管会和杨老先生写信，汇报三姐弟牺牲经过，恳请军管会代表瑞年战友看望杨老先生。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战友，也无一例外给杨效颜写了信。得知姐弟三人牺牲的消息，杨效颜瞬间瘫倒在地，老伴也因伤心过度哭瞎一只眼。
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何冰皓，登门看望了杨瑞年父母并颁发烈属证，发给抚恤粮800斤大米。杨效颜颤声说：“我哪能吃得下啊！”悉数捐给市烈军工属协会。抗美援朝中，杨效颜动员老伴摘下耳环捐给志愿军购买飞机。一门三英更兼父母深明大义，杨家感天动地的壮举在江城传为佳话。
杨瑞年的母校镇江达仁小学，今已改名中华路小学。学校荣誉室有杨瑞年身着新四军军服的照片，校园墙壁上喷绘着讴歌杨瑞年精神的校歌。2003年，学校“杨瑞年中队”被全国关工委授予“全国英雄中队”光荣称号。2002年，扬州中学举行百年校庆，杨瑞年被列为杰出校友。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从2014年8月29日吴焜被国家民政部列入首批著名抗日英烈起，他埋骨的钟山之麓与杨瑞年故乡京口，因缘际会愈显近在咫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05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