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共同体的思考大致可分为两个侧重面。首先，共同体主要是在“中外”的向度上作为空间概念来界定或使用的。空间性是共同体概念的一个基本向度。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从实践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共同体的空间意义仍未充分展开，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努力。随着讨论的深入，共同体本身所具有的另一个基本向度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即把共同体作为时间概念来界定和使用。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共同体观念与实践的倡导者，中国作为倡导者合法性何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很自然地就会把我们带入共同体的“古今”向度上。

　　“共同体的中国经验”所标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向度。它提示我们，在共同体的学术思考中，要打通古今，让中国人的共同体智慧与经验“进场”。共同体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传统为由中国人倡导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业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从上古时期的“九族”开始，在如何进行共同体建设这一跨越时代的课题上，世代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连续而深入的理论建构，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共同体思维。九族、国、邦、室、大同、小康，“古人之大体”等，皆为古代共同体的具体形式，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丰富的共同体之中国表达。

　　毋庸讳言，“共同体的中国经验”是本刊于2011年发起的“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专题讨论的逻辑延续。随着“共同体的中国经验”这一主题的开展，“中国路径”将呈现出更丰富的思想性，更富于时代质感。比如，我们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共同体思维”来梳理世代儒者关于中国共同体的思考，那么“哲学”特定的文化属性，或者说“中国主体性”就会被强调。易、道、气、理、心等古代思想史上相继迭出的哲学范畴自不必说，现代学人如已故庞朴先生的“一分为三”，安乐哲先生的“一多不分”，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等，殊途而同归，都在表证着同一个道理：哲学不是什么抽象的“实体”“类特性”之类的东西，它不过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一种最自觉的表达。

　　共同体既是“古今问题”，也是“中西问题”，“古今”与“中西”相互交织，互为中介。因此，我们尝试着把“共同体的中国经验”置于中西共有的国际性学科中进行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在空间向度上所表现出形态各异的诸如浙学、徽学、关学、湘学、蜀学等地域性学术，以自身存在生动地演绎了国学于不同地域是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因此，区域性国学同样是开展“共同体的中国经验”讨论的思想空间。

　　本栏目有幸得到横渠书院的鼎力支持。明年是张载先生的千年诞辰，横渠书院当年是张载先生的讲学之地，“民胞物与”的思想则代表了古代共同体思维的智慧高度。期待本栏目能够成为学者们展现自己思想的舞台。这无疑是对先贤最好的纪念。

　　（文中）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