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志鹏（广东省社科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省社科院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功过格，顾名思义，就是记录并度量“功”“过”的格册簿子，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功与过、善与恶，本为主观抽象的概念，很难进行度量，功过格则通过一定形式将其量化，使之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修持者的道德实践需求。应该说，这既是中国人的创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价值理性”的一种体现。
《警世功过格》 资料图片
《功过格》 资料图片
功过格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民间价值观念的影响相当深远，直到现在，如果某人的善行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扬，按照通俗的口语表述——可以为他“记上一功”，这一观念正是源于功过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功过格之所以称“功过格”而不称“善恶格”，应与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含蓄、内敛的特色有关。倘若将人的行为径以“善”“恶”断之，在儒家道德主义颇为盛行的中国传统社会，无疑会显得过于直接与尖锐；如以“功”“过”代之，则其表达便趋于委婉含蓄，相对易于接受了。
现存最早的功过格是作于“大定辛卯之岁”的《太微仙君功过格》，收录于《正统道藏·洞真部·戒律类·雨字号》。“大定辛卯”为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按此推算，该功过格在成书时间上稍晚于北宋末年的善书《太上感应篇》。如名所示，该功过格托为“太微仙君”所授，据记录者“又玄子”称，其“于大定辛卯之岁仲春二日子正之时，梦游紫府，朝礼太微仙君，得受功过之格，令传信心之士”。究其内容，亦即所列善恶条目，分为“功格”“过律”两大部分。“功格”共计三十六条，包括救济门十二条、教典门七条、焚修门五条、用事门十二条；“过律”共计三十九条，包括不仁门十五条、不善门八条、不义门十条、不轨门六条。其特色在于，每一条目既包含对道德规范、是非善恶的定性分析，可称之为“质”的判断；同时又列明“功”“过”的数目，可称之为“量”的分别。如，“以符法针药救重疾一人为十功，小疾一人为五功，如受病家贿赂则无功”；又如，“故伤杀人性命为百过，误伤杀性命为八十过”。关于奉持方法，其篇首云：“凡受持之道，常于寝室床首置笔砚簿籍，先书月份，次书日数，于日下开功、过两行。至临卧之时，记终日所为善恶……至月终计功过之总数，功过相比，或以过除功，或以功折过，折除之外者明见功过之数。”作者声称，“依此行持，远恶迁善，诚为真诫，去仙不远矣”。显然，该功过格最初属于一种道教修持法门，无论奉持该“格”抑或“远恶迁善”，都以“成仙”为主要目标，体现了道教信仰的终极追求。南宋以降，功过格这一修持方法逐渐超越了道家畛域，在儒释道三教合力推动下，深入而广泛地走向士庶社会。历代功过格种类繁多，层出不穷，16世纪末叶达到编创、传布功过格的高峰，较为著名的有《十戒功过格》、《警世功过格》、《石音夫功过格》、《了凡功过格》、《自知录》功过格，等等。
功过格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特质。有学者指出：“用分数来表现行为的善恶程度并有这种指导书的国家，除中国外大概再也没有其他国家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善书的功过格一方面宣扬传统道德规范，推动儒家伦理世俗化、民间化，一方面呈现极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体现了伦理价值与道德实践的完美结合。这正是它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保持蓬勃生机的原因所在。若以现代人的眼光系统审视功过格的文化价值及思想史意义，有几方面可供反思，更能为当今道德建设提供镜鉴。
其一，善恶报应观念是功过格的根基和动力机制。功过格作为一种善书，其思想根源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善恶报应思想和功德积累（功过相抵）传统。事实上，人的行为善恶自有报应的观念，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汉代衍生出天地神灵监督人的善恶行为并予以报应的理论。《河图·纪命符》：“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恶事大者，夺纪。过小者，夺算。”道教继承了汉代谶纬学说，神灵奖善惩恶的思想在其经典中多有体现。《太平经》：“过无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恶之籍，岁日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佛教大行于中国后，其“因果报应”观念在民间社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功过格之所以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乐于奉行，是因为有善恶报应观念为“积功累行以积厚福”的行为背书，为其提供坚实的逻辑基础和实践动力。
其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功过格提供价值规范。任何功过格都离不开功过善恶的计算与度量，而判别功过、厘定善恶的价值标准就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儒家的思想理念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功过格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价值传播与道德实践工具，恰恰可以为儒家道德教化所用。功过格的内容条目分门别类，充溢其中的往往是儒家道德说教。如，《太微仙君功过格》“过律”所开列的“不仁门”“不义门”“不善门”“不轨门”等都是将儒家伦理道德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准绳。又如，《了凡功过格》“准百功”的“救免一人死”“完一妇女节”“为人延一嗣”诸条目都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呈现。值得一提的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功过格条目能够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世情风貌。
其三，实践性是功过格的主要特色。同为善书，《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擅长讲授为善去恶的道理，提供宏观深刻的伦理原则，而功过格则注重伦理道德的实践层面，以具体的行动指南直接指导、规范人的行为，属于实用性、操作性、针对性很强的善书。从具体操作来看，功过格不仅构建了“以过除功”“以功折过”的运行机制，而且对年终进行功过核算（“比”）进行了精巧的设计。从目标群体来看，为方便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乃至不同性别的人接受、奉行，功过格发展出种种极具针对性、便于操作的类别。明末清初出现的《当官功过格》《闺门功过格》《商贾功过格》等就是印证，甚至为不识字的妇女提供具体操作指引——“汝母不能书，则印一朱于历日之上”，彰显了功过格的道德实践特色。
其四，功过格的产生、流衍与儒释道三家有着密切渊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儒释道三家互融互补的文化。功过格虽然源于道教，但得以盛行于世并产生广泛影响则得益于儒释道三家的积极提倡与合力推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理念不仅滋养、丰富了功过格的基本内核，三家着眼心性、注重教化的价值导向也成为功过格繁荣发展的源头活水。如果说祩宏的《自知录》开启了佛教功过格的肇端，那么明末颜茂猷的《迪吉录格》则是当之无愧的“儒门功过格”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讲，宋明以来儒家用于修身自省的“日谱”“日录”都带有“泛功过格”性质，甚至在《人谱》（刘宗周著）、《圣学入门书》（陈瑚著）等儒者著作中也能发现功过格的明显痕迹。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席卷士庶阶层的“功过格运动”（王汎森语）风潮，既深且广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29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