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璠于开元末编选《丹阳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序》中称其“止录吴人”。古代书目记载殷璠及《丹阳集》极简略，今人陈尚君先生《殷璠〈丹阳集〉辑考》网罗宏备，考证细密，然仍未解“止录吴人”之谜。殷璠为何只选录润州五县诗人之诗，仍有结合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探讨之必要。
殷璠《丹阳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崇文书目》《遂初堂书目》均有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四：“殷璠《丹阳集》一卷。”又别集类“包融诗”下注曰：“（包融）润州延陵人，历大理司直……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戭，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阳集》者。”高仲武訾议《丹阳集》狭于收选，并历诋“《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英华》即僧慧静所编《续古今诗苑英华》。《大唐新语》卷九称慧静“有藻识”，慧静自言汇编此书“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收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可知慧静有编选宗旨。《玉台》即李康成编《玉台后集》，是集专收梁陈至唐女性题材诗歌，以闺怨和爱情题材为主。从诗歌反映社会诸方面生活和读者分层角度看，称之“淫靡”似有过之。可见高氏对二书之评并非定论。唯“《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之说属实。
殷璠之前的断代唐诗选本，所收多限范围。孙翌《正声集》为后人推重，但宋后亡佚，不得窥见全貌。其他如高正臣编《高氏三宴诗集》，仅收三次宴饮之诗，与宴者多为高官达人。《翰林学士集》所收，皆太宗与上官仪、长孙无忌等君臣宴饮唱和之作，歌颂盛世祥瑞和帝王功德，且均标诗人官职，如首篇标许敬宗为“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行太子右庶子弘文馆学士高阳县开国男臣许敬宗”。虽是诗选，实为借此立言垂世之举。崔融编《珠英集》，“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十：“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入选者皆为朝士。《搜玉小集》未标官班，但选诗标准模糊，难窥编选意图。所收三十四人，除五人籍贯不详，江左诗人只有常州许景先和江宁余延寿。下层诗人难以进入庙堂高官所编选本，尤其江左诗人不被编选者青睐，反映了当时编选唐诗选本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隋唐承南北朝重门阀传统，崇尚世族门第。唐朝是官僚社会，新权贵又借重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姓氏地位而成新门阀，门阀优越和官位荣耀集于一身，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域歧视观念，都对编选唐诗产生了影响。唐柳芳作《姓系论》，列举中世五大门阀系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全唐文》卷三七二）这种情形一直延至唐朝。崔湜门第高贵，又居相位，自比王导、谢安之家，称“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旧唐书》卷七十四《崔湜传》）。陇西李氏亦为望族，李揆自诩“门户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肃宗羡爱赏叹，称其“卿门地、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新唐书·李揆列传》），时称三绝。这种社会现象，自然会对寒门士子造成压抑。王泠然《论荐书》云：“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全唐文》卷二九四）所论是指科考，其实编选唐诗也是如此。殷璠《河岳英灵集叙》称：“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纂集，往往盈帙。”对权贵和贿赂涉入诗歌编选极为不满。崇冠冕、尚门阀之外，还有自上而下的地域歧视。《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载：“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陋。’太宗善其言。”即如张九龄在朝为相，面对玄宗讥讽“卿有何阀阅”，亦自卑“臣岭海孤贱，不如仙客生于中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载：“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袁州在唐时属江南西道，治宜春，并不偏远，先达讥讽卢肇，轻蔑袁州，明显带有地域歧视色彩。润州唐时属江南东道，虽偏近海隅，却有丰厚人文底蕴。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古扬州下”，“今置郡府二十七”，含润州、袁州。《通典》称扬州“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姓系论》称“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祝穆《方舆胜览》卷三“镇江府（丹徒丹阳金坛）”“风俗”亦称此地有“六代之风流”，并引徐镕《甘露寺记》：“人物综萃于斯。”才调秀出却身处下僚，是当时普遍现象，江左文人感受更深。殷璠《丹阳集》所录十八人，除包融、储光羲未列官职，其余十六人，张彦雄、涨潮、余延寿为处士，其余虽仕而官职卑微，诸如参军、尉、主簿、校书郎等，皆为八品九品。殷璠列诗人官职，看似依当时选本惯例而未能免俗，实际寓意深焉。润州诗人，虽人微官卑，诗歌却不同凡响。如沈如筠“早岁驰声，白首一尉”，丁仙芝诗“婉丽清新，迥出凡俗”，张彦雄虽为处士，其诗“‘云壑凝寒阴，岩泉激幽响’，亦非凡俗之所能至也”。殷遥“苦家贫，死不能葬”，却“工诗，词彩不群，而多警句，杜甫尝称许之”（《唐才子传》卷三）。他们用创作展示了润州的文学风貌。殷璠《丹阳集序》云：“建安末，气骨弥高，太康中体调尤峻，元嘉筋骨仍在，永明规矩已失，梁、陈、周、隋，厥道全丧。盖时运推变，俗异风革，信乎人文化成天下。”殷璠为何如此自信，因为他从润州诗人开元时期的创作中看到了诗歌展露的新气象。他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审视并加以品藻。如评蔡隐丘“殊多骨气”，张潮诗“委曲怨切，颇多悲凉”，“风骨”重现；张晕诗“务在规矩”，蔡希周诗“殊得风规”，已失的“规矩”又得以恢复发扬。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品藻中屡次强调的“奇”，《丹阳集》已有鲜明体现。如蔡隐丘诗“往往惊奇”，包融诗“情幽语奇”，周瑀诗“务为奇巧”。这是“时运推变，俗异风革”的反映，也是“人文化成”力量的体现。殷璠通过《丹阳集》透出的气息预示了诗歌发展高潮的到来。天宝末殷璠编《河岳英灵集》，眼界从润州转向整个诗坛，开元末的自信得到充分验证：“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从《丹阳集》到《河岳英灵集》，所收诗人出现重大变化，前者只有储光羲重新入选，但《丹阳集》中许多诗学观点却在《河岳英灵集》中得到延续。如前者评储光羲“纵逸”，后者评李白“纵逸”；前者评丁仙芝“婉丽”、余延寿“婉娈”，后者评崔国辅“婉娈”；前者评包融“情幽”，后者评刘昚虚“情幽”；前者评谈戭“古雅”、殷遥“闲雅”，后者评王维“调雅”；前有张晕、蔡希周的“规矩”“风规”，后有李嶷的“鲜净有规矩”等等，都是一脉相承。陈尚君称“《河》是《丹》的继续和发展”，确为至言。
殷璠编《丹阳集》虽“止录吴人”，却非眼界狭隘封闭。他面对的是权贵选本和贿赂涉入，或虽非权贵贿赂，却无编选宗旨意图。殷璠固然有为润州诗人鸣不平、光大张扬润州之意，但深层意义则在于他感受到了诗坛吹拂的新风，人文化成天下终将取代选本编选的权贵贿赂涉入或随心所欲。窥一斑见全豹，尝一脔知全镬。殷璠举丹阳一隅而展河岳全貌，昭示诗歌新气象，其价值与意义远非《高氏三宴诗集》《翰林学士集》《珠英集》可比。若说狭于收选，这几种才是名副其实。《丹阳集》之后，仍有选家按地域编辑选本。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列“一方人士诗”，《丹阳集》之外，尚有《池阳境内诗》一卷、《江夏古今录》一卷、《宜阳集》六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不过，这些选本只是汇编一地之诗而已，无宗旨意图，以致后世湮没无闻，与《丹阳集》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任文京（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10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