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缨晏（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并于1524年前后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建立起贸易居点，直到1548年才被明朝军队捣毁。双屿港是欧洲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的第一个贸易居点。在葡萄牙人活动期间，有些浙江人搭乘葡萄牙人的船只，最后漂泊到了西欧，成为最早侨居欧洲的中国人之一。因此，浙江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主要区域。
在明末清初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学者及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浙江籍的。我们知道，1583年，正是在肇庆知府王泮（绍兴人）的鼎力帮助下，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才得以首次在中国内地居住下来，从而获得了在中国发展的广阔空间。利玛窦于1601年来到北京后，获得了一大批浙江籍官员的支持。在“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中，除了徐光启是上海人之外，其他两位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杭州人。17世纪初，金尼阁、艾儒略、卫匡国等一大批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在杭州生活过。杭州因此还成为中西交汇的学术中心。《职方外纪》《西学凡》《寰有诠》等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就是在杭州出版的。
通过直接与利玛窦等人交往、间接阅读他们的著述等途径，明末清初的一些浙江籍学者逐渐了解、学习、甚至接受了西方文化。当然，更多的浙江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西方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这样，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西方文化的作品。这些著作，有的全文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如李之藻的《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有的被列入《四库存目》中，如李之藻的《天学初函》、另一位杭州人许胥臣的《盖载图宪》等。还有一大批杰出学者，如杨廷筠、虞淳熙、刘宗周、吕留良、黄宗羲、万斯同等，虽然《四库全书》只收录其部分著作，但实际上他们都讨论过西方文化，或赞赏，或疑惑，或拒斥。当然，更多的著作及作者，《四库全书》根本没有提及。相反，在巴黎、罗马、东京、圣彼得堡等地的图书馆中，却可以找到这些浙江学者的著作。明清之际浙江学者关于西方文化的著作，成了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
从明朝末年开始，由于西方文化强烈地影响了浙江学者，因此，浙江传统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空间视野。1405至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曾经到过非洲东海岸，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向西航行所到达的最远地方。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浙江绍兴人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胜览》中，详细列举了他们所经过的20个主要国家。这些国家，都位于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最后一个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天方国”。从16世纪末开始，浙江学者的空间视野已经扩大到整个世界。1599年在南京与利玛窦见过面的鄞县人徐时进介绍了“八万里而遥”的欧罗巴（欧洲）。1602年利玛窦绘制、李之藻资助、“钱塘张文焘过纸”的《坤舆万国全图》，则完整地展示了包括美洲、南极部分在内的整个地球。
第二，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浙江的天文学历史悠久，东汉时期的王充就专门探讨过天体问题。六朝时余姚人虞耸、虞喜等人提出过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但传统的天文学一直停滞不前。明朝末年，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依据西方天文学理论，进行了历法改革。清初，黄宗羲研究过西方天文学，他的儿子黄百家则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这样，浙江的天文历算研究，就从传统迈向近代了。
第三，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近代欧洲人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开路先锋，就是先进的火炮。1548年明朝军队在捣毁双屿港的过程中，就缴获过欧洲火炮，并且进行过仿造。明末，赵士桢等浙江人对欧洲火炮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写出了《神器谱》等著作。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后，带来了许多西方制作的器物，包括令中国人颇感新奇的自鸣钟。明末徐时进、朱怀吾、沈德符等浙江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讲到过西洋自鸣钟。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将西方逻辑学首次介绍到中国。此外，随着天主教的传入，李之藻、杨廷筠、朱宗元等一批浙江人写过许多关于天主教的著作。所有前述这些内容，不仅在此前的浙江学术文化中是没有的，而且，在中国学术文化中也是没有的。这些全新的学术领域，是浙江学者面对着全球化冲击而开拓出来的。
第四，引发了新的学术论题。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当欧洲文化传入中国后，必然与中国文化发生碰撞，从而引发前所未有的学术新论题。由于浙江学者较早、较多、较深地接触了西方文化，所以，明末清初，许多浙江学者讨论过这些新论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学与西学的“会通”问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中心，距离中国越远，其文明程度就越低。据此，“弹丸穷岛居西极”（万斯同诗句）的欧洲，应当是非常野蛮落后的，可事实上，他们却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为严重的是，有许多人据此而拒绝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刘宗周就这样说过：“四夷”的天文学，“未必尽行于中国也”。而黄宗羲等人则一方面努力学习西学，另一方面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来论证学习西学的理论依据。此外，根据利玛窦等人所带来的天主教，中国人不能祭祀祖先和孔子，只能崇拜上帝，这就与儒家学说、佛教教义、民间习俗发生了严重冲突。在明末清初的浙江，天主教学者杨廷筠、朱宗元、张星曜等，以及更多的反天主教僧俗学者沈、许大受、虞淳熙、莲池法师等，撰写了大量的论著，或发难辩驳，或释疑解惑。这些论著，丰富了浙江学术文化的内涵，激发了浙江学术文化的活力。
第五，催生了新的文化思想。陌生而先进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浙江学者中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明末许大受认为，必须彻底禁绝西方文化，即使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必须一并禁绝，因为西方科技虽然“巧”，但“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与此相反，李之藻等人则以宋儒“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点为依据，用杨廷筠的话来说，就是“东海西海，不相谋而符节合”。这些论述，实际上蕴含着可贵的现代意识：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共同的价值，拥有各自的优势，因此，我们应当以平等的心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抱着居高临下的心态来俯视西方先进文化。侯外庐评价说：李之藻等人学习西方文化的活动，“正反映着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要求”。
浙江的学术文化悠久而深厚，但同时又与时俱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汲取外来先进文化，从而保持蓬勃的活力。在新的时代，浙江学术文化更要发扬这种广采博取、包容并蓄的开放精神，从而推动浙江更好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7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