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国学版：西方文献中的李之藻

　　作者：金国平（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研究员）

　　明末杭州人李之藻，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陈垣于1919年发表的《明浙西李之藻传》，开创了对李之藻的研究。方豪于1966年出版的《李之藻研究》，则是集大成之作。进入21世纪，龚缨晏、郑诚、邬国义等人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研究。但是，由于有关李之藻的汉语史料非常匮乏，许多重要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样，西方文献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一、李之藻的名号。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居士、凉庵逸民、凉庵子、凉叟、存园寄叟、东海波臣。在西文文献中，除了“官人李之藻”（Madarin Licizao）这个称呼外，许多来华传教士根据中国习俗，以字号相称，如利玛窦称其为“Lingozuon”，熊三拔笔下作“Lengocum”等。这些都是“李我存”一名的拼写。不过，使用最多的还是“凉庵”之号。熊三拔还将姓、字和号联用，称之为“李我存凉庵（Doutor Leão Li Ngo Çun）进士”。李之藻自己在1626年用葡萄牙文书写的《上耶稣会总会长书》中，自称“东方弟子李凉庵”（Ly Leam）。因此可知，在教内李之藻的正式名字是“李凉庵”。所谓的“凉庵”，其实是葡萄牙文“Leão/Leam”的音译。此词在拉丁文中作“Leo”、西班牙文为“león”，意大利文的书写形式是“Lione”。在拉丁文和新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中，“leo/leão （leam）/león/lione”为一普通名词，意即“狮子”。但在中文里，如果直接将“狮子”或“狮”这样的动物名用作个人字号，显然不雅，于是李之藻非常巧妙地将其译成“凉庵”，作为自己的字号。从词汇学来分析，“Leão”或“Leam”由两个音节构成，与“凉庵”的读音完全吻合。因此，“凉庵”之译名，在读音上忠于西文原词，在中文里又具有深奥的韵味。这个译名，既体现了李之藻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反映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认识。

　　二、李之藻的生卒年月。关于李之藻去世的时间，明末清初在华的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ia）在《远方亚洲（Ásia Extrema）》手稿中（1644）明确说：“他（凉庵进士，Doutor Leam）按皇帝的谕旨返回京廷。路上病情加重，进京时未有康复。数月后，在京去世。正巧是万圣节，即阴历九月二十七日，合阳历1630年11月1日。”

　　对于李之藻的出生年代，学者们则有不同的说法。方豪先生认为是1565年；法国传教士裴化行则主张是1566年；郑诚提出“约1565”；龚缨晏根据《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履历便览》确定是1571年10月13日。考诸史源，“1565年说”或“1566年说”其实是根据1630年逝世日期倒推出来的。鉴于中西文史料的不同记载，目前看来，还无法解决李之藻的出生年代问题。

　　三、李之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李之藻在天文、历算、地理学等方面的贡献，早已广为人知，现在几乎每年都可见到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但根据西方文献，李之藻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推动了西方文化知识在中国的合法化。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去世。负责利玛窦后事的有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在用葡萄牙文书写的一份日志手稿中写道：在为利玛窦守灵期间，“有个杭州Juen姓天主教徒，进劝庞迪我神父说，向皇上疏请恤，请求赐地，安葬利玛窦神父。庞迪我神父和李我存凉庵（Doutor Leão Li Ngo Çun）进士共同起草了一题本，然后交熊三拔神父过目。他们认为，还应当索要一座古庙，得到了它，我们不仅拥有了坟地，且获得了设立教堂之处，因此，题本申请赐隙地一块或旧庙一座。5月18日，庞迪我神父以利玛窦神父同伴名义，向天子呈送了题本。凉庵（Doutor Leão）进士时在京廷，曾鼎力相助”。对照中文史料，可以知道，庞迪我和李之藻起草的这份题本，就是著名的《乞收葬骸骨疏文》。庞迪我是西班牙人，李之藻则是明朝的官员，因此，这份题本，虽然以庞迪我、熊三拔的名义上奏，但其执笔者无疑是李之藻。

　　1601年，利玛窦入居北京，但一直没有正式的身份。《乞收葬骸骨疏文》入奏后，明朝礼部官员认为，利玛窦“虽其自来中土，与外所遣陪臣不同，但久依辇毂，即属吾人”，应当赐地安葬。神宗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这样，利玛窦获得了一块墓地。这个事件的意义在于，通过获得钦赐墓地，不仅利玛窦个人的身份合法化了，而且，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合法化了。而这一事件的主要推动者，正是李之藻。

　　最后，讨论一下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位“杭州Juen姓天主教徒”。我认为，这个Juen就是“阮”的音译，此人就是阮泰元。在《帝京景物略》中，提到了“杭州阮泰元”“仁和阮泰元”，由此可知，阮泰元与李之藻是同里。在利玛窦于1603年绘制的《两仪玄览图》上，有署名为“□斯阮泰元”的题跋。对于“斯”前面那个残损难辨的汉字，德礼贤主张是“来”，黄时鉴、龚缨晏及黄一农认为是“耒”，王绵厚和杨雨蕾则认定是“采”。我们认为，应该是“耒”字。“耒斯”，亦作“类斯”。它们是葡萄牙文洗名“Luís”的音译，其古形式写作“Luiz”。龙华民于1602年在韶州刊行的《圣教日课》中有《圣类斯公撒格祝文》。“圣类斯公撒格”的葡萄牙文是“São Luís Gonzaga”。耶稣会士金尼阁撰写的1621年年信同时涉及了徐光启、李之藻和此人：“……其师耒斯（Luiz）均为教徒……”因为有了葡语名字，便可确定是“耒”字，而不是“来”或“采”。

　　本文所讨论的几份西文文献表明，李之藻这一文化名人，既是浙江的，也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今天，在“浙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当重视西文文献的搜集整理。此外，随着中外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陆续披露，方豪先生许多已成定论的观点，似乎需要补充，甚至修正了。编写一部更完善的《李之藻传》是“浙学”应该提上日程的任务了。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