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进行时】
光明日报记者 陈慧娟
“自2018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武汉警方破获的涉黑涉恶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大约有三分之一属于传统的暴力犯罪类型,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不安全感;另有三分之一属于新型犯罪,比如‘套路贷’、‘校园贷’、电信诈骗等,这些犯罪行为暴力特征不明显,但受害群众数量更多、面更广;另外就是一些‘村霸’欺压百姓、把持基层政权的违法犯罪行为。”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局长陈汉生这样总结武汉市涉黑涉恶案件的几大分类。
综观湖北省已经破获的涉黑涉恶案件可以看出,在城市,新型犯罪已有超越传统暴力犯罪的趋势;在农村,靠宗族势力或纠集几人形成团伙,靠暴力手段达到侵吞集体资产、把持基层政权目的仍是涉黑涉恶犯罪的主要形式。
走访江汉平原的农村,发现的一些问题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农村空心化严重,村里留守老幼无力同‘村霸’抗衡,集体资产被侵吞的情况并不鲜见。另一方面,‘城中村’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大量拆迁、异地搬迁等工程,极为可观的利益既引来了争夺,也成为一些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金库’。他们或勾结村干部,或本身就是村干部,通过把持基层政权,大量敛财,继而壮大势力,形成恶性循环。”一位长期工作在扫黑除恶工作一线的警察说。
2018年1月23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湖北省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其中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契机,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铲除农村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是湖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重点之一。
“这些‘村霸’连警察都不怕”
“这些‘村霸’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呢?他们连警察都不怕。”广水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二中队队长闵敏对他亲自参与破获的广水办事处土门村连某某案印象深刻。
2017年10月,广水市公安局接到举报称,时任广水办事处土门村村主任的连某某把持村务、欺压百姓,公安机关立即对举报内容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初步核查。“我们只是去对连某某的一个银行账户问题做调查取证,本应10分钟完成,因为连某某亲戚的无理阻挠延长到两个小时。他们对警察尚且如此,平时在村里肯定更霸道。”闵敏说。
据介绍,2005年,连某某曾经担任村主任一职,因故意伤害罪于2007年入狱服刑,并被开除党籍。但2013年,连某某再次当选村主任。“连家在村中的势力比较大,他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再加上外甥等亲戚,手下收拢了一批‘马仔’,就是村里的‘土皇帝’。”村民反映,换届选举时,连氏家族提前挨家挨户威胁,干扰投票,还将外出打工村民的票拿回家填写。
因中华山风景区要从土门村经过,基础建设多、异地搬迁项目多,“所有建设都得过连某某的手,他同意才能搞。”村民对这位“黑村官”的所作所为非常清楚。
然而核查过程并不顺利。村民苦于恶势力已久,但因需要在其治下生活,敢怒不敢言,没有关键证人站出来。专案组无法在村内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就将办案基地定在了村旁的宾馆,逐一说服村民出村举报。2018年1月,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村民逐渐了解到了党中央打击黑恶势力的决心,案件得到了大力推进。6月13日,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现在该案正在起诉阶段。
“没有扫黑除恶这个后盾,其他工作没法开展”
有些村干部本人虽不参与黑恶势力的活动,但为虎作伥,同样使村民苦不堪言。钟祥市柴湖镇鱼池村前任村支书即是如此。他与村里的“狠人”“强人”勾结,为其低价承包耕地、堤坝等等项目大开方便之门。
广水市广水办事处土门村连某某案查办后,因失职失察问题,包括个别公安民警等在内,共15人被追责问责。追责之后,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在“入口”对村干部把好关,在任期内对其实现有效监管?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部署,正是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切入点。
为治理鱼池村,钟祥市公安局和辖区派出所抽调力量组成专班进村整治,收到涉黑涉恶线索举报148条,立案23起,破案21起,刑拘12人。今年6月,鱼池村“两委”班子5位成员,被处分3人,时任村支书因侵吞集体资产19万元被刑事拘留。“要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安宁的环境,没有扫黑除恶这个后盾,其他工作没法开展。”在鱼池村参与了为期一个月调研活动的钟祥市委办公室主任何辉深有感触。
钟祥市委、组织部对全市农村开展排查,共查处32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调整44名村支书,并从机关事业单位选派25名精干力量任村支书。
广水市建立市镇两级联查机制,对全市1817名村级“两委”后备人选逐一进行政治审查,逐级严格把关;出台村级“两委”班子换届人选15条“负面清单”。通过专项排查,确定了40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并从市直部门选派了40位政治素质高、工作作风扎实的干部担任村(社区)第一书记,力求改变“两委”软弱涣散的面貌。
广水、钟祥两市的做法是湖北省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工作的缩影。湖北省扫黑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正当其时,湖北省利用这个机会开展摸排,调整了大量不称职的村干部,有的地方调整比例甚至达到50%,为2018年年底村“两委”换届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