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动态】
东西文化视野中的“新子学”
”——韩国“第六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刘思禾（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第六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100余位学者，针对“新子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学研究诸问题，进行了讨论。
东亚语境与“新子学”的国际意义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韩国中国学研究会顾问池在运教授指出，韩国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特别是朱子学的影响。朱子学对于古代朝鲜具有深刻促进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新子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对韩国学术界的中国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江陵原州大学金白铉教授则以神明观念来讨论东亚的现代性建构问题。他认为，神是具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自然而然的虚灵之道，明是外在性和超越性的目的理性，因此，具有超越性的内神与外明可以通而为一，圣与王通过具有超越性的神明而可以妙合。质言之，内在性的圣与外在性的王通过具有超越性的神与超越理性主体的明才可以妙合，而成为原于一的道术，这就可以为东亚世界在面对西方时的文化发展提供一个方向。韩国成均馆大学朴荣雨教授特别提到朝鲜历史和朱子学的关系。他认为，朱子学为朝鲜半岛提供了一个正统思想体系，在巩固了李氏朝鲜晚期的统治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李氏王朝时代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朱子学的生活化，儒家的价值系统在两班家族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李氏王朝后期，曾有韩国儒者寻找孔子原意的努力，但是都没有重要影响。当代韩国中国学也仍旧保留很多这样的情况。韩国圆光大学姜声调教授则讨论了韩国的思想与“新子学”的关系。他认为，对于现代韩国中国学的研究而言，诸子学的开放性是一个重要的通道。“新子学”理念对于打破韩国学界固有的儒学至上观念很有意义。诸子学发展对于韩国思想而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原有的思想体系的冲击和调整，另一种就是诸子学所倡导的多元学术精神成为主流。日本熊本县立大学山田俊教授对“新子学”的思路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日本的汉学界有必要关注“新子学”，并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与会学者共同认为，诸子学传统以及“新子学”的探索都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文化圈所共享的，从东亚视角来看“新子学”的发展，对于其现代使命能够有更深的理解。
与会学者还深入讨论了“新子学”与西方思想、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关系问题。针对华东师大方勇教授关于“新子学”的论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刘纪璐教授认为，“新子学”基于对传统经学心态的批判，但是其对于自身的发展目标则有不同构想。严格地说，方勇教授的思路不够革命化、创新化。刘教授认为，“新子学”应该转化为“新中国哲学”，其重点不再区分经学、子学，不再强调提倡诸子以应对儒家独尊，而是以所有中国传统思想为今日开创新思想的跳板，寻找思想者自己独创一家之言的可能性。刘教授以意大利学者Roberto Esposito的《活生生的哲学：意大利哲学的根源性与现实性》为例，说明不同文化传统与当代哲学发展的关系：“这种追根溯源，保存传统关怀，而同时拓展新地，建立自成一家的活生生的哲学，才是今日我们应该提倡的‘新子学’。对中国哲学不要做狭义的理解，而要发展有中国特性的哲学，就必须把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及世界观讲清楚。”因而，她认为，“诸子”的英译应该是philosophers，而“新子学”的英译就是new philosophy。在这个意义下，“新子学”就是新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在二十一世纪寻找新思潮。针对刘纪璐教授“新子学”的翻译问题，与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要注重中国术语的自身脉络，而不必一定以西方的术语来翻译。还有学者概括了当前“新子学”的四种翻译方法，即纯粹的拼音翻译（xinzixue），以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以一般的术语来翻译（Thought master），以及使用半英文半拼音的方式翻译（Neo-Zixue）。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来表述中国的思想。针对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学术体系的提法，刘纪璐教授也提出疑问：“新子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差异究竟在哪里？方勇教授认为，如果把“新子学”和中国哲学当成是古代思想传统的研究路径，那么的确没有必要强分二者，而是要合观共进。“新子学”所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还在于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既有模式抱一定的反省态度，而期待有一个新的变革。当然，“新子学”并不是也不可能包揽古典研究，而是在现有的学术格局之内做一个必要的学术分工，追求现代问题不妨碍深究古代智慧，立足西方资源也不妨碍有中国立场。不同学术格局之间的交流互动，才可能真正推动中国思想研究的发展；解决当代的实际问题，关键还在各司其职，共同努力。
在本次会议中，“新子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也是与会学者讨论的重点。韩国圆光大学李庆龙教授认为，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诸子学，是对玄学化研究思路的一种改进，有助于在研究深度和成效上推动诸子学发展。他以中国的国野制度与孟子性善论的关系以及老子小国寡民思想与战国早期城市发展为例，说明对战国时代诸子思想的研究要落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同时需要借助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加以解释。他也特别提到战国时代重视经济增长和重视国家分配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而与会的其他学者则讨论了战国时代国家规模扩大与庄、孟到荀、韩的思想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从庄、孟到荀、韩的思想演进可能不是顺延的，而是一种思想格局的翻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国家规模演进带来的制度变革压力。这些看法和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研究要注重社会科学化与原理化的认识是一致的。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非常赞同“新子学”的学术理念，他提到各个时代的子学是不同的，古代有古代的子学，近代有近代的子学，当代则应该有当代的子学。他反对独尊儒术的主张，同时认为“新子学”之“新”可以开放讨论，要重视哲学界和思想史界学者的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让学术界同人发表意见，在讨论中达成共识。
此次第六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新子学”讨论为中枢，广泛涉及中国思想研究，尤其突出当代世界语境，对于“新子学”发展以及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具有推动作用。与会学者认为，“新子学”作为一个当代学术讨论的范例，不仅要面对当代中国的语境，也要注意到不同学术脉络，要注意到当代问题意识以及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本次学术会议对于了解东亚思想格局以及中国学术的跨国性，对于推动各国学者之间的“新子学”交流，对于当代韩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28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