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沐浴着春的暖意，我们始终在路上。
这个春节，光明日报的近百位记者分赴大江南北，动真心、写真事、抒真情，于新时代的脉动中，捕捉春天的温情时刻与美好希望，感受祖国改革发展的蹄疾步稳，体味人民砥砺前行的奋发有为。
不论是家乡新变化还是文化好时光，不论是团聚的欢愉还是奋斗的艰辛，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幸福生活的满足，更感到了播种未来的责任。在一篇篇报道和一个个新媒体产品中，不仅有真真切切、欢欢喜喜的身边故事，更藏着记者的点点触动和份份情意。
今天，光明日报推出《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2018新春走基层的故事》专版，与您共同分享记者在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汲取着基层一线的营养，积聚着蓬勃生长的力量，我们将再次启程……
保护中华文明的枝叶和根脉
光明日报记者 尚文超
不久前，我在一档节目里认识了蒋兆和先生的画作《流民图》，受到极大震撼。这是一幅以描绘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为题材的写实风格画卷，在不同人物的细致刻画间镌刻着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可是，这样一幅与毕加索名作《格尔尼卡》题材相同的画作，居然鲜为人知。没有几个中国年轻人知道，我们有一幅画叫作《流民图》，我们有一位写实国画大师叫作蒋兆和，我们的国画艺术曾达到这样的高峰。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迁安手工桑皮纸代表性传承人蔡芝军（左）向光明日报记者尚文超介绍书画桑皮纸的特点。李瑛摄/光明图片
之后在翻看资料时无意间发现，《流民图》画作所用纸张为我的家乡河北迁安所产的手工桑皮纸。世间的事情就是如此玄妙，我从未曾想过，家乡一项手工产业与我们民族的顶尖艺术直接相关，他们互相支撑互相成就，共同塑造民族精神的精华。
带着这样的情结，今年新春走基层，我走访了迁安手工造纸业。迁安手工造纸始于汉代，民国期间徐悲鸿、蒋兆和等大家多用迁安桑皮纸将其推向顶峰，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品质参差不齐等原因，迁安手工造纸已显得没落。如今，还有黄永玉等老一辈画家对迁安桑皮纸念念不忘。现在，受到环保的限制、人才的制约、现代技术的冲击，想让这样一项工艺再次发扬光大并不容易。而河北省迁安手工造纸传承人蔡芝军想做的，不只是陈设展示迁安造纸技术的技艺或过往，而是真正把它规范化、产业化，让迁安桑皮纸在书画纸界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我想，这是真正的活态传承。在地方政府和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望传承下去。
犹如画纸承托着画作，众多民间技艺共同承托着更高层次的艺术，他们的关系恰似中华文明的枝叶和主干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保护好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枝叶，就是保护住了中华文明的根脉。
漠河归来话科研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蓉
科研不总是白大褂、空调实验室。有一种科研，就和守边关的战士一样，需要默默坚守。新春前夕，我跟随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走进中国科学院·记者行”活动，来到漠河，亲眼见到了科研人员在野外的工作状态。
漠河站是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所设在我国最北端的科研野外台站，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扰动观测研究。在站上，我们见到在这里测试自主研制的地面电磁探测仪器的科研人员。现场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们，以前，这种仪器只有国外能造，我们只能高价进口，现在科研人员研制出了仪器，但为了考验仪器性能，必须要让它经历最热和最冷的气候检验。我们去的这天，漠河白天最高气温是零下18摄氏度，夜里最低气温是零下38摄氏度。在此之前，他们带着仪器刚从40多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中过来。研究人员说，希望我们的仪器能耐高温，也能抗严寒。看着研究人员趴在积雪中，一会儿一轮换地聚精会神工作，不能戴手套，而我们全副武装，手脚冻得生疼，哈出的气体一会儿就让口罩变硬了，我不禁感叹：科研真的不易。
而真的不易的，也许还有远离城市的那份寂寞。站里养着大狗，二层小楼周边低矮的围墙上，排列着五颜六色的桶型冰雕。显然，这是他们以桶为工具美化生活的艺术创作。他们说，这份美丽每年可保持9个月以上。小楼是近几年新建的，研究人员说，这些年国家对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多，野外台站的条件改善了许多，他们要用更多的科研成果来向祖国汇报。
用新闻的眼睛看家乡
光明日报记者 李笑萌
今年的“新春走基层”我参加了《家乡新变化》专栏的采访报道。这也让我得以回到家乡河北邢台，从一个归乡人和新闻人的视角，重新观察我的家乡。
这几年谈起邢台，即使我罗列上“殷商古都”“郭守敬故里”“卧牛城”等再多词语，可能都不如“雾霾”与“邢台”联系在一起时，更让人迅速定位这个城市。这样的一种联系常常困扰着我，也逐渐成为“乡愁”的一部分。
但是今年春节期间，聊起天气这个邢台人的“隐痛”，大家的神情变了。
我的采访对象郑马山大伯，是一个在邢台市“住了一辈子”的人，他的那句“去年站在我家阳台，能看见西边太行山的日子可真不少”仍在耳畔。邢台市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脚下，人们常常把能不能看见太行山作为判断空气质量好坏的标准。这句朴实简单的话，是去年百姓眼里看到的邢台新变化——与2013年相比，2017年邢台市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下降42.2%，达标天数增加110天，PM2.5年均浓度实现了2014年以来的“四连降”。
顺着亲人邻里嘴边的这句话，我重新审视家乡，当我走进儿时印象里机器轰鸣的钢厂、电厂，粉尘飞扬、无序排放的场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厂区内原料的全封闭储存运输和大气污染物的超低排放……从积极执行环保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阶段的停、限产要求，到技术革新、设备升级的环保投入，环保达标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共识，曾经的重污染企业正在紧锣密鼓地努力变身“白富美”。原来，在我与家乡的一次次离别中，小城的观念变了。
我的另一位采访对象是邢台市环保局局长司国亮，他曾经因在媒体前喝下一杯净化过的钢厂“污水”而被称为“喝水局长”，他更是党的一名普通基层领导干部。在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压力：“邢台市大气污染治理取得的成效是阶段性的，我们底子差，治理空间依然很大。”打赢蓝天保卫战、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就是他和每个环保工作者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里，拥有蓝天的日子多一天，百姓就多一份对这座城市发展的信心。
最鲜活的语言在基层，最牵动人心的变化在家乡。这个春节，浓雾般的乡愁散开，绽放出一片蓝天，化作邻里亲朋的笑脸。
乡村迎来发展新机遇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30多年前，这里曾经“婆媳一条裤”；十几年前，这里曾经赌博成风。而如今，从如织的游人、干净的村貌那里，从村书记杜家住的产业谋划里，从创业大学生杜赢经营白茶的店面里，从乡贤黄步和的种植合作社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为美好前景而努力的“明白人”。
过去几年，我因采访机会曾经走过四川、贵州、甘肃、河南、广东、浙江、福建等地的农村。尽管东中西部的农村发展程度悬殊、南北风格差异也不小，但从时间维度看，近几年来的突出感受是：乡村很明显地又活了过来。
在贵州，“四好农村路”快速覆盖到每一个乡村；在浙江，垃圾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迅速改善了乡村风貌。在我的河南老家，几年间，老旧的村路翻新了，自来水通了，污水处理了，街头也摆上了垃圾回收桶，幼儿园、卫生室、体育娱乐设施也相继落地。基础设施完善带来了农村产业的丰富，农民收入来源越发多元。
早些年，我们看到的是农村人才、资源被城市吸走。而现在，市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在推动他们回乡寻觅乡愁，这同时也为农村带来了人气、财气。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返回乡村创业，旅游、生态农业、商业服务业不再是“画饼充饥”，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受众和效益，为乡民带来了获得感。
雄安新区创业热情高涨
光明日报记者 杨雪丹
新春伊始，我来到九河下梢白洋淀旁的雄安新区。一路上，纵横交错的公路，千年大计的标语，拔地而起的建筑，处处都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
光明日报记者杨雪丹（左）与创业者刘存（中）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合影。段佳杰摄/光明图片
我的采访对象是在雄安新区创业的刘存。刘存于2013年第一次创业，代理了电动平衡车，由于缺乏经验，以失败告终。但他没有放弃。2015年底，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与雄县人民政府签约，刘存经过层层考核加入了该项目，很快便取得了成绩。
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刘存看到了机遇，再次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他代理了58同镇项目，利用互联网资源，服务乡镇农村居民生活，建立起了覆盖雄安新区的雄县、安新县、容城县各乡镇服务站，直接或间接带动当地350余人就业。
采访中，刘存脸上总是挂着难以掩盖的喜悦，让我看到了一个雄安本地人是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下，抓住机遇，奋力前行的。刘存带我参观了建设中的雄安中关村、雄安万科绿色研究发展中心、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雄县物流中心。他指着一张新区的地图，告诉我这一块以后会成智慧小镇，那一片会有万亩森林，此时的他满脸自豪。
驾车穿过气势如虹的雄州牌楼，我们来到了一条整洁笔直的公路上。路的两岸是广袤无垠的绿植，手手相牵，像足了一个个绿色战士，为这座新城站好第一班岗。原来这就是雄安新区的“千年秀林”，目前仅仅是9号地块的一万亩，未来是90多万亩。天气虽冷，路边仍停满了参观的车辆，人们都驻足观望，由衷赞叹新时代祖国的繁荣与昌盛。
“辛苦只是暂时的，作为新区的首批拓荒者，很荣幸能够参与到新区的建设当中来。雄安来之不易，大家一起努力。自己走过的路，要给后人留下经验。”临别时，我问刘存创业辛不辛苦，他这样回答。
这座集万千期望的“未来之城”，这片充满无限机遇的沃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人民的辛勤努力下，正在茁壮成长。
奋斗的身影最美丽
光明日报记者 王瑟
临近春节，我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政工办科长张永恒的电话：在为数不多的绿皮车上，有一群专门为绿皮车保温的铁路人，每天夜里上班，就为了让第二天早晨开出的绿皮车里温暖如春。
光明日报记者王瑟（右）与绿皮车整备工刘康元在他狭小的工作环境里合影。吴奇摄/光明图片
听到消息，我立刻被感动了：这不正是一群为幸福而奋斗的人吗？
夜里12点，我来到乌鲁木齐客运段整备车间偌大的车库里。刚一进门，一股浓烈的煤烟味让人喘不上气来。再看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这难道就是他们上班的地方？”我心里打起了鼓。
一长列绿皮车亮着灯光。我刚爬上车厢，就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工人正在给车厢连接处的小锅炉里加煤。狭小的门道空间，铁锨把明显短小了，不好使劲。一会儿工夫，他又用手抓住一个把手，使劲地前后摇起来。
他叫刘康元，今年59岁，参加春运34年了，今年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春运。他体重只有约50公斤，而他脚下的煤袋却有25公斤，全是他一袋袋从车下面拖上来的。刘康元笑着说：“这袋煤很重，但我干多了，用的是巧劲。”
他干的工种叫整备工。绿皮车要靠人工烧水保温，晚上停运的列车上就得留人做这项工作，就是整备工。“现在绿皮车越来越少了，但保留下来的这几趟，就得有人做这个工作。我们两个人负责一趟绿皮车，两天一个班，连续干一个晚上，一点也不能马虎。因为每节车都有一个小锅炉，要加煤，要加水，稍不注意就会出大事。”
和刘康元一起工作的另一位师傅叫金卫红，一位有着32年春运工作经验的老师傅，今年也要退休了。“一想起这事，心里还有点不舍。一是不舍工友们，二是不舍这个干了一辈子的工作。”金卫红说。
加煤，加水。再加煤，再加水。看似简单的工作，这些整备工却干了几十年，就为了让第二天开出的绿皮车厢里是暖和的，上车的人可以喝到开水。
“你们这工作别人也不知道呀。”
“是。乘客上车看到的是乘务员，是列车长。没上车，看到的是站台上的各种服务人员，却从来没有人知道还有我们这些整备工，是我们在夜里为他们烧好了炉子，烧好了开水。”
听金卫红师傅的这番话，我心里立刻想起一句话：奋斗的身影最美丽。眼前的这两位师傅，以及与他们从事着一样工作的众多整备工，都是让人敬佩的人，因为他们日日月月年年默默无闻为别人带来温暖。
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
光明日报记者 靳晓燕
博物馆收集着人类的记忆、珍藏着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因为有了记忆而厚重，一个民族也因为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而得以延续。新春，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今年的新春走基层，博物馆就走进了我的视野。
过大年，走进博物馆，最大感觉就是人多。但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相比，西安碑林博物馆安静了许多。会有游客聚在某个特别有名的石碑下，听导游讲解，旋即又走开了。因是，待他们过去，我便走近再细细端详。即便涉猎不深，从斑驳的石头中也可感受到那份亲近的喜悦。
更多的是与这些碑石擦肩而过。直到发现该馆研究馆员路远著的《碑林语石》——尽管文中涉及石刻时代、作者、真伪、入藏情况、内容考证等专业问题，但作为小众的金石学研究在路先生笔下生动起来，让人欲罢不能。
从后记中得知，路先生的研究不属于任何一级的课题、项目，完全是属于个人的精神活动。“我会由衷地羡慕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的研究人员，他们申报研究课题，批准立项后有专项科研经费，成果出版又有出版经费。但愿有一天，博物馆也能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可操作的课题管理制度。”写下这些话，还是2010年，那年他60岁。8年过去了，不知是否有了改变。
终一生择一事。定格在路先生记忆中的是王子云先生：是老人佝偻着身体，是他抖动得几乎握不住笔的手。而这位王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参与了中国第一所高等美术学院的筹建，是中国艺术考古的开拓者。
路先生在书中写到：“退休后，我还会继续翻动碑林的书页，还会诉诸文字，直到有一天自己厌倦了，或者翻不动、写不动了。”与一本书不期而遇，与不曾相识的先生们相遇。再次与沉默的石碑对望，依稀可见矗立背后的那些倔强、淡然的学人身影。
新时代新思维新农民
光明日报记者 刘艳杰
春节期间，我去山东青岛平度市和胶州市等地采访，有两位受访者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洋葱大王”王桂欣，一个是“网红”渔民马希庆。两个人虽然都是农民出身，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许应该叫他们“新农民”或者“新农商”。在他们的故事中，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以一种更加创新的精神和思维拥抱着新时代。
“网红”渔民马希庆（右）给光明日报记者刘艳杰讲述他如何在大海上直播自己的打鱼生活。刘伟摄/光明图片
王桂欣是青岛平度市仁兆镇沙北头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最大的特点是讲政治爱思考。去沙北头村采访的时候，我在王桂欣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乡村振兴战略等一摞文件资料，随手拿起一份资料，发现每页的重点段落王桂欣都写了一些读后感。“我特别关心国家大政方针，也特别爱琢磨事儿。”采访的时候，王桂欣曾对我说，十几年来，沙北头村的每一次转型发展之所以能走在前面，就是因为他们对党的政策理解得好执行得到位，紧紧跟上了国家的改革发展步伐。
通过互联网，王桂欣把中国的洋葱卖到了全世界，带领全村步入小康后，他又做了一件特别有远见的事，就是成立“庄户学院”，帮助农民从思想和思维模式上“脱贫”。王桂欣自己就是农民出身，他认为禁锢农民创新的最大障碍就是思想守旧。如今，沙北头村“庄户学院”已经培养了2000多个新型农民。在田间地头采访，紧跟时代潮流的农民朋友们让我越来越相信，他们既有能力脚踏大地，也开始有能力仰望星空。
55岁的马希庆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为人真诚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看到网络直播很火，马希庆独辟蹊径，在海鲜网店直播起了自己的打鱼生活。在“天蓝海碧、鸟飞鱼跃”的原生态环境里，满足了网友对自由自在渔民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马希庆就这样成了“网红”。采访那天正大雪纷飞，我看到快递公司巨大的厢式货车开进了马希庆的货场里，成了“网红”的马希庆已经把海鲜卖到了全中国，日营业额高达8万多元。
无论是王桂欣还是马希庆，采访中他们都提到了“感谢”和“学习”这两个词，感谢的是国家政策和开放的时代，学习的是新文化新技术。在他们身上，我不断感受着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也看到了新时代新思维模式下的新农民形象。
梦想的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 谢文
今年大年初二，我到湖南郴州五盖山镇大奎上村采访，报道了湖南农妇李艳红一边喂鸡一边练字，在贫困中二十年坚忍不拔逐梦书法的故事。报道感动了很多人，有人为她的执着点赞，有人称赞她的书法“醇正”，还有千里之外的书法爱好者看到报道后，连夜买票奔赴郴州拜师学艺。
我最开始听到李艳红的故事时心里就非常好奇：为什么她会这么执着地追求书法梦，并能够坚持走到今天？这个问号在采访过程中被一点一点拉直。
个人的努力是成就梦想的基本前提。开始练字的时候，丈夫说她每天练字“浪费电”“费空事”。为了省钱，她用废报纸练字，墨汁里面要加水，每支笔先练小楷，秃了也舍不得扔，再接着练中楷。这样她练习了十年，直到2008年。
他人的帮助是梦想绽放的重要条件。2008年，李艳红用蛇皮袋揣着自己的习作去找湘南学院书法专业副教授曹隽平拜师。曹隽平被她深深打动，他说：“五盖山峰顶常年被云、雾、雨、露、雪所盖，李艳红生活在这里，我想，山可被盖住，但任何东西都不应盖住梦想，比如她的书法梦。我必须助她圆梦，这也是我的梦。”曹隽平开始给李艳红提供书法指导，他和他的学生送给她纸、笔，他还送艺术杂志提升她的艺术素养，为她家养的兔子找销路。
国家的政策环境是实现梦想的重要助力。去五盖山镇的路以前是一条砂石路，很不好走，得益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现在路面已经硬化，李艳红家离公路不远，进山出山很方便。更重要的是，脱贫攻坚政策惠及到这个贫困家庭。开始兔子养殖后，她家的经济开始有了起色。大年初二，五盖山镇新上任的党委书记特地到李艳红家拜年，约定带扶贫部门来帮助解决其在兔子养殖上面临的场地短缺等实际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在李艳红的身上，我们看到，个人坚持不懈的追求、他人古道热肠的帮助、国家精准脱贫的扶持，共同成就了一个普通人圆梦的动人故事。
走基层：我的“职业年夜饭”
光明日报记者 韩业庭
入行7年，“新春走基层”活动，我参加了7次。最初参加“新春走基层”是为完成任务，后来它越来越像每年必备的“职业年夜饭”，不吃上一口，总觉得过年少点啥。
新闻采写工作的最大魅力或许就在于，总能让记者体验陌生化效果。可干了7年记者的我，渐渐有了“七年之惑”：当对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熟悉”之后，新闻敏感似乎就下降了，总觉得没啥新闻可写。很多时候，为了找一个合适的选题而“众里寻他千百度”。
“新春走基层”活动则让我有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让我在基层的采访中寻得选题，获得素材，体验到陌生化的感受。以今年为例，我在山东枣庄农村采访中发现，当地农民开始把旅游当作过年的新方式，农村游客成为当地春节旅游市场的主体，于是采写了报道《山东枣庄：咱村里人也过个旅游年》。而当地农村的旱厕改水厕工作，更是给上百万农村群众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于是，我在《“改了水厕后，儿孙们回家的次数多了”》中，通过改厕前后当地农民老李的儿孙在春节回家这件事情上的变化，以小见大，反映了改厕对当地农村卫生环境的巨大影响。
上述两篇“新春走基层”的报道，都反映了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村和农民的巨大变化。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自以为对农村比较了解，可农村的那些变化，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颇感新鲜。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离开农村的土地太久了——从上大学算起，我离开家乡已经整整14年。离开得越来越久，脚底下沾的泥土越来越少，所以对基层、对农村、对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也就渐渐陌生起来。新春走基层，给了我重新认识故土、拥抱乡亲的机会，让我在重新行走中，得以感知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脉搏。这种行走应该是新闻记者职业生涯的常态。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
感受充满人情味文化味的首都新春
光明日报记者 董城
按照历年惯例，作为光明日报派驻北京市的记者，我从一月份就开始着手安排“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春节前夕，我前往北京市北部的顺义、平谷、密云三个远郊区，看当地的老百姓红红火火地筹备春节，又走进一部京味儿儿童剧的排练现场，感受充满人情味、文化味的首都新春。
在顺义区张镇，一年一度的灶王文化节如期开幕。开幕式上，数十位身着传统民俗服饰的灶王爷、灶王奶奶从莲花山滑雪场的专业赛道上飞驰而下，格外精彩。近20项非遗技艺展示与民俗文化互动在文化节集中亮相，乡土味十足的民间花会展演活动吸引了大量首都市民。
平谷区刘家店镇是北京大桃的主要产区，我在夏秋季节来过多次，寒冬腊月再访刘家店才知道，原来种大桃一年四季全有活干，甜美的大桃是由辛勤的汗水浇灌的。桃农在冬天需要给桃树剪枝。过去，枯枝败叶是农民的一大负担，没有办法，只好焚烧。今年，农民将没用的桃树枝送到村里“生态桥”农业生态循环园工程点，由技术人员加工制成有机肥料，变废还田。
临近春节，北京各大高校都放寒假了，而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季景书却格外忙碌，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帮农民过一个富裕的春节。此前，他由组织选派担任密云区大城子镇张泉村第一书记，今年他联手有实力的APP平台在网上销售密云山区土特产品，受到城里人的青睐。
2月8日，首都春节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庞微特别提到，春节期间，京城将汇聚一批中外经典童话剧，为小朋友带来视觉盛宴。其中，京演民族宫大剧院将上演京味儿童剧《发小儿天台之八臂哪吒城》，是由一批70后、80后北京人原创的。
追寻着这个线索，我四次前往《发小儿天台之八臂哪吒城》的排练、演出现场，同主创人员聊天，受邀和他们一起打磨剧本。在采访中，我深深为这些北京发小儿的情怀所感动——一部没有大明星、没有大IP、没有大投入的儿童剧，几乎可以和“不赚钱”画上等号，支持他们干下去的信念，就是呼唤老北京人、新北京人拉起手来，让彼此的孩子成为发小儿，留住属于这个时代的乡愁记忆。
绿水青山的馈赠
光明日报记者 蒋新军
临近年底，很多地方都忙，但对以梯田景区闻名的广西龙胜来说，这份忙碌里有一份自豪：关注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2月7日，光明日报记者蒋新军（右）在广西龙胜大寨村村民潘家旺家采访。何利民摄/光明图片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潘保玉对此深有体会。前几天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昨天我收到的新年祝福太多，不能一一回复，我以瑶族传统抬狗送祝福的方式把祝福在此发出，祝大家万事如意。”
年近50的潘保玉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他印象最深的北京之行有两次，一次是去打工，一次是去领奖。1999年，潘保玉去北京的建筑工地做木工，闲暇时爬长城，见识到人山人海的盛况，他听游客说，“北方有长城，南方有梯田”，顿时心中一亮，干脆回到家开店接待来梯田游览的人。2003年时，他已经能接待15桌客人。2007年，已经担任村干部的他代表村里去北京领了个奖，名称叫“中国经典村落景观”。
生态文化旅游，生态和民俗文化彼此增色，缺一不可。生态资源是基础，文化资源是内涵，对二者进行保护性利用，就能享受青山绿水的馈赠。必须承认，龙胜的旅游热度，主要依托于早早开发起来的桂林漓江景区，但慢慢地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吸引力。
十几年来，龙胜龙脊梯田景区各村寨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旅游红利，大寨村也不例外。国内梯田景区很多，近几年，其他的梯田景区负责人来取经，潘保玉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团结！”他觉得村民首先要团结，统一思想才能搞开发，而团结的基础是要有一个好的党支部。
诚哉斯言。
近在咫尺的笑脸传递出真切的幸福感
光明日报记者 刘坤
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今年春节，我再次参加“新春走基层”活动，走进田间地头，走到群众中间，感受家乡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的背后，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是鲜活真实的人物故事，或令人欣慰，或感人至深。
桑明亮是山东寿光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村里共有160个冬暖式蔬菜大棚，一半以上的村民从事蔬菜种植，近年来通过土地流转调整和大棚改造，菜农们的年均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生活越来越红火。
2月10日一大早，我在桑明亮的带领下，弓着身子穿过狭长的入口，来到了菜农桑国增的蔬菜大棚里，不一会儿就热出一身汗，感觉就像到了夏天一样。桑国增笑着说，在大棚里，温度常年会控制在28摄氏度左右，以便给蔬菜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以前在小型棚里种菜，棚内温度低，效益差，干活还累。现在改成了大型棚，棚顶上装有防虫网，害虫变少了，大棚‘棉被’的拉放也都是机械化操作，既轻松，又赚钱”。
就在我到来之前，桑国增刚刚在自家大棚里采摘了800斤左右的圆茄，卖了约3000元钱，一直到和我聊天时，他的那股兴奋劲儿都还没有散去。桑国增说，他每年会种两茬蔬菜，7月底种番茄，11月中旬再种圆茄，一年下来纯收入能达到15万元。另外，他还会在棚里种甜瓜、茼蒿等，留着自家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脚下沾有泥土，心中沉淀真情。看着大棚里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听着桑国增夫妇一边说笑，一边畅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一幅动人的“美丽乡村”画面啊。他们那近在咫尺的笑脸，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心里。那笑脸传递出的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人动容。
离开时，我远远地回头望去，一排排蔬菜大棚在明媚的阳光下整齐地排列着，甚为壮观。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菜农像桑国增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大棚里劳作着，用勤劳的双手换来幸福的生活。而幸福，就像年轮，也在日积月累。
坐在医生身后，我更多地理解了你
光明日报记者 张焱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常常是从一个患者家属的角度来看儿科医生的。孩子发烧、呕吐、腹泻、叫嚷头疼脚疼肚子疼，无数次我抱起孩子抓上钥匙钱包就冲向医院。漫长的挂号、候诊、验血、检查，可能等候三四个小时，医生的诊疗却不过五分钟。心里不是没有微词，但当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近距离观察儿科医生后，却多了一份换位思考的理解。
光明日报记者张焱在北京儿童医院采访。李现令摄/光明图片
为了写《急诊室里的大年初一》一文，我去儿童医院采访了两次。第一次是2月5日，去北京儿童医院采访胸外科主任曾骐。清晨到医院，穿上助手递过来的白大褂，我安静地坐在曾大夫身后。也许，病人们会以为我是一个来实习的医生，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带着探究而来的观察者。
在当下社会，孩子是每个家庭的中心和重心。当他们身患疾病，家长们的焦虑担忧可想而知。所以当见到医生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的病症、感受、痛苦都一股脑儿倒给医生。医生需要在情绪化的语言中甄别出对诊断有用的信息，这需要专业的素养、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专注力。坐在医生身后，我深深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不易。从八点开始接诊，四个多小时里他只喝了几口水，没有时间去厕所。听曾大夫的同事说，他最多一天要做十几台手术，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养成了摘下眼镜就秒睡的神奇本领。
那天的采访，结束于下午一点，为了给曾大夫留出午饭时间方便他下午继续出诊，没有顾上多聊。大年初一再去儿童医院，与李现令、陈琨、王伊宁等几位大夫有了比较充分的交谈。我们谈了儿科医生的缺乏、谈了普通医院儿科萎缩的现状、谈了他们的工作强度、谈了家庭与事业的平衡，中间的种种艰难，已经远超一般职场人应该承受的压力。这样的医生群体当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体恤。
李现令的爱人也是一名医护工作者，他们有两个儿子，在父母都加班的时候，大儿子常常要在医生休息室等候父母下班。那天采访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李大夫说的：“如果孩子愿意，我会支持他当一名医生。”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02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