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亦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师范大学国家语委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院长）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如果说站起来、富起来需要我们抛洒热血、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强起来则必然要求我们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智慧和方案。
要通过“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语言沟通是最基础的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
可见，新时代国家重大决策和任务对语言学事业特别是语言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能力是人类运用语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没有语言能力，就没有文化和文化传承与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和引领世界的思想力量是要靠高超的语言能力来实现的。
语言服务能力存在缺口
语言能力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个人语言能力（母语能力、多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各种职业、专业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行使国家力量时所需的语言能力）。广义的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层面在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国内外事务中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包括宪法所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以及对内对外的影响力，对内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对外表现为维护国家主权，还包括在所有与语言相关领域的治理与管控能力，比如在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护侨撤侨及各种国际合作中国家语言能力都起着关键作用。
目前我国服务于“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言互通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一带一路”建设必然深度介入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是需要大量对话协商工作，在情感表达和心灵沟通方面，使用当地官方语言甚至当地族群的母语可以收到更好效果。但由于我们对世界语言的了解还较少，语言服务能力还存在较大缺口。
以“一带一路”为例，据初步统计，沿线国家使用的语言约为2488种。境内语言在100种以上的国家就有俄罗斯、菲律宾、哈萨克斯坦、缅甸、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8个，其中印度尼西亚境内的语言更是多达700余种。即便只看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也是极为复杂的。其中最为复杂的国家是新加坡，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及泰米尔语4种。
如果考虑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大量沟通交流工作，世界范围内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种语言，情况更为复杂。据初步统计，这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总计有210多种，去掉重复的，也有110多种，其中，英语被使用的频次最高，有74个国家以其为官方语言，其次是法语（39个）、阿拉伯语（25个）、西班牙语（21个）、葡萄牙语（9个）等。
构建语言能力服务体系
如此复杂的世界语言国情和繁重的语言服务任务，对中国语言学家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语言学家在探讨共时态语言的结构、功能和历时态语言的发展、演变的同时，应该关注新时代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实力提升问题，特别是要构建和打造好服务“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言能力服务体系，目前急需要做的三件事是有关国家语言战略的政策研究、语言人才的培养和国家语言服务应急体系的建立。
国家语言战略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科技硬实力和国家安全稳定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世界各国这么复杂的语言状况根据交往需求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是以法律等形式明确规定下来的官方语言，中间层是国内多数人使用的或在社会生活中通行的通用语言，最内层是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各种地域变体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掌握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是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语言互通的前提，而与各国间实现深度交往则需掌握最内层的一些主要语言。至于具体确定哪些语言、需要多少人才，则要组织队伍，根据“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节奏开展研究，提出对策。
在语言人才培养方面，截至2016年年初，我国高校尚未开设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中至少有迪维希语等11种，仅有1所高校开设的语言也有11种，包括爱沙尼亚语等。教育部已要求2017年要实现与我国建交的所有国家的主要语言的全覆盖。目前，全国各高等院校新设101个外语专业（不包括英语专业），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相关的专业65个，涉及34种官方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通用语种人才紧缺的现象，但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虽有正规、系统、水平较高的优点，但培养周期慢，较难满足当下对语言服务的迫切需求。
以白俄罗斯语为例，虽然有高校新增了该专业，但由于4年制培养模式，要到2020年以后才能培养出第一批该专业人才，而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欧亚节点的重要国家，白俄罗斯与中国间经贸、文化等各项往来日益频繁，如中白“巨石”工业园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标志性项目，大量中方企业入驻中白工业园，企业本土化进程中白俄罗斯语专业人才需求迫切。此外，有些非通用语种比如不丹官方语言的宗卡语使用人口不足80万，马尔代夫官方语言迪维希语的使用人口仅有30万左右，如果高校开设这些专业，一方面需要师资、教材等配套建设投入，另一方面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应用面过窄，甚至可能面临就业难的问题。
构建国家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应急体系可以有效弥补高校某些非通用语种外语人才培养需求量小、容易饱和的问题。比如美国能处理500多种语言，但通过院校培养的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应急体系培养和储备的占大多数。对我国来说，办短训班，使用特殊教学法随时灵活培养急需的语言人才，或者采用语言志愿者方式，将志愿者放到相关国家和地区培养和储备，同时建立详细的信息档案以便国家随时征用，都是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应急体系与建立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基础上的高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都是国家语言能力体系的一部分，两者相互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
此外，这个应急体系还应包括语言国情资源库和语言数据资源库的建立。语言资源是应急体系构建和语言互通的基础，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世界主要国家语言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分国别语言国情动态数据库，一方面为国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宏观研究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可以收集不同语言的文本和语音数据，构建多语种平行语料库，为语言学研究、语音技术开发提供数据。
这个应急体系还要充分利用语言信息技术等，加快实施《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语言筑桥工程”，研制“‘一带一路’语言通服务平台”，为语言互通、民心相通、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提供便捷的智能互译系统，同时促进语言产业的发展，为中国语言学供给侧改革提供强大的动力。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4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