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宁刚 王刚（西安财经学院教师、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说道：“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契诃夫小说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资料图片
契诃夫生于俄国社会发生重大改革前夕的1860年。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俄国由此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也进入了社会的剧变期。1884年，24岁的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一边从医一边开始文学创作。他所有的创作都是面对现实的。正如他在给阿·苏瓦林的信中所说：“有些作家，依照各自的着眼点，各有切近的目的：农奴的解放、祖国的解放……有些作家，却有遥远的目的：上帝、不朽、人类的幸福，等等。他们当中最好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画出生活的本来面目。然而，因为每一行文字都一面渗透蓬勃的生气，一面渗透目的的感觉，会叫你不仅领会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也领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才对，这样才迷住了你。”
在契诃夫看来，当时最好的作家，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能叫读者看到“生活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寄予了作家或美好，或善意的生活信念的，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同时让读者领会到“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因此而更加吸引人，给人以心灵的愉悦、精神的启迪。
从24岁大学毕业到44岁病逝，契诃夫一生的写作时间只有20年。然而，在短短的20年里，他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短篇小说，笔触所及，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色人物——孩童、青年男女、中年人、老人，手工业者、小公务员、病人、医生、工人、农夫……小说的叙述口吻，或严肃，或幽默，或讽刺，或悲悯……其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高度，让下到普罗大众的一般读者、上到托尔斯泰这样的大文豪，都喜欢赞叹，至今被全世界的人们反复阅读，奉为经典。
除了小说之外，他还创作了包括《樱桃园》在内的多部经典戏剧、纪实性作品《萨哈林岛——旅行札记》，同时，留给了世人堪称浩瀚的“手记”和书信。
1890年，30岁的契诃夫决定去萨哈林（即库页岛），虽然他那时已经常常咳嗽，有了肺病的前兆。当时的萨哈林，是沙俄流放犯人的地方，恶名远播，更因其常年苦寒，令人生畏。契诃夫做出这个决定，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后的结果。动身前，他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甚至想到可能遭遇的不测，提前写好了遗嘱。
为什么契诃夫要去遥远的萨哈林呢？是为了更深切地了解远东特殊人群的真实生活。同时，对于契诃夫，那也是一次“朝圣之旅”。一个真诚、虔敬的作家，通过深入艰苦的一线来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不仅可以获得第一手的写作资料，收获一份宝贵的人生经历，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
契诃夫以“朝圣者的赤诚坚忍，历经磨难抵达库页岛”，再以“伟大作家的执着于洞察，逐屯逐户，完成了尽可能详备的考察”，最终完成了《萨哈林岛——旅行札记》这部纪实性的作品。正如论者所说，“它不是小说，却随处可见摹写人物的温情，可见勾画场景的细腻笔触，随处可感知作者的深邃目力和博大情怀”。在这次旅行和实地考察之后，除了写下纪实性的《萨哈林岛——旅行札记》，契诃夫陆续写下了《在流放中》《第六病室》等小说名作。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契诃夫的作品正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它们不仅“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是那个时代的国民精神的“火光”，也引导着“国民精神的前途”，光照了全世界人民，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1日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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