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宁刚（西安财经学院教师）；王刚（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作家贾平凹说：“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这是对这位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作家的褒扬。
《秦腔》，作家出版社出版。资料图片
文学的力量来源于扎根现实的创作，这是勤奋、高产的作家贾平凹的写照。新时代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始终不变的，是文艺工作者发自内心的真诚。贾平凹的多部小说都以自己的出生地商州和生活地西安为原型展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就在文章中说：“我愈来愈爱着生我养我的土地了……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回顾自己的文学创作，贾平凹坦言，商州曾经是自己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他很早就意识到回故乡采风，写故乡的人和事。他承认，自己是随着商州系列作品产生了影响，才一步步自觉起来，“便长期坚守两块阵地，一是商州，一是西安，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以这两个角度看中国，而一直写到了现在”。贾平凹早年的《商州》《浮躁》等长篇小说都以商州为原型，后来的《土门》《白夜》等长篇则以西安为原型，20世纪末的《高老庄》同时取材于商州和西安。
2008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秦腔》重新将笔触伸向了故乡商州。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说，“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随后的《高兴》则将目光转向了从故乡来西安打工，尤其是捡破烂的底层劳动者。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自己小时候的一个伙伴刘高兴。他敲开贾平凹在西安的家门，讲了一个下午拾破烂的故事。贾平凹说，自己事后琢磨：“虽然我在西安三十多年了，每天都看见城里有拉着架子车或骑着三轮车拾破烂的人，也曾招呼着拾破烂人来家收过旧书刊报纸，但我怎么就没有在脑子里想过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拾破烂，拾破烂能顾住吃喝吗，白天转街晚上又睡在哪儿呢？”正是这样的自我追问和省察，让贾平凹的笔触一直没有离开对普通民众的关注与书写。他以一个作家的观察和笔触，关心、书写大时代里中国的苍生民众。就此来说，贾平凹不仅在书写故乡，而且也在书写中国，以中国的方式写出中国的故事与叙述。
普通农民、基层公务员、乡村智者、知识分子……40多年的创作，贾平凹几乎写到了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类人，也写到了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事。纵观贾平凹的创作历程，几乎构成了一部深刻描述中国百姓生活的故事长卷。在写作中，贾平凹很早就有意识地从各种形式探索中走出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条写作路向，笔耕不辍，最终形成了辨识度很高的“贾氏”风格。同时，贾平凹也早早地认识到中西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中国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正因此，他在写作中注重对气息与节奏、留白与写实的把握，注重对韵味与心迹的呈现，对浑然真气和大境界的保存。这种自信的“中华文化立场”激励着他，也激励着更多的文艺工作者。
《习近平的文学情缘》一文披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脱稿讲述的15个故事。谈到自己与河北作家贾大山的交往，习近平总书记说：“贾大山和贾平凹是同时出名的，但是贾大山后来不是那么多产，也没有写长篇的东西。我曾经把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这称为‘二贾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饶有兴致地将“二贾”的作品放在一起看，进行研究，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和“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一样，贾平凹笔触所及多为底层民众，他的作品表达着群众的心声。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8日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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