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学人小传
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25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善文村。1946年他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地下革命工作，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1948年由组织安排转赴北平，后回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随之成立，卫兴华转读于该校经济系。1950年转政治经济教研室做研究生，1952年以全优成绩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改革开放后，卫兴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等职。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出版论著40余本，发表论文、文章约1000篇，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奖20余项。1981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两度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1年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还曾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马克思经济学奖，2016年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前不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特地为本报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作为一名年逾九旬的知名学人，卫兴华为《资本论》研究付出了毕生心血，在与时俱进推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现代化方面成果颇丰。他对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观点从不容忍，敢于亮剑，不做“风派理论家”，体现了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级教授卫兴华先生九十华诞之时，他的一位学生曾作《七绝——诗贺卫兴华老师九十华诞》祝贺：九十长卷为兴华，桃李芬芳映晚霞，任尔东西风南北，攀峰不止自成家。
诗后有四点注解：第一句是讲老师的人生追求——振兴中华；第二句是讲老师的教育成果——桃李天下；第三句是讲老师的理论品格——求实唯真；第四句是讲老师的学术成就——无愧大家。
这是吾师一生的光辉写照。
一
1983年，卫兴华被评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我和魏杰、李连仲有幸成为其第一批博士生。在进校后第一次拜见卫老师时，他就对我们提出要求，不仅要拿到博士学位，还要成为有作为的经济学家。
在校期间，卫老师每周都会指导我们讨论经济理论问题，为我们上《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课程，并合作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这为我们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卫老师反复讲学风和治学态度，那就是不惟上、不惟书，不惟风、不惟众，只惟实，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探索真理。他叮嘱我们，不能做“风派理论家”。
卫老师不要求学生的理论观点与其一致，主张教学相长，鼓励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他强调，理论应是真理的喉舌，要为劳动人民、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讲话，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正是在他这种教学思想的培育下，魏杰、李连仲、黄桂田、张宇、马庆泉、王国刚、王元龙、唐未兵等一批著名学者成长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曾刊发一篇文章，这样评价卫老师学术观点：“始终坚持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即使在‘左’的理论和政策盛行的情况下，也不随‘风’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学风”“从不人云亦云，而是执着地追求真理”。
青年时代的卫兴华
20世纪50年代，我国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权威性著作进行学习。当时，卫兴华还是一名年轻教师，他对这本教科书提出三个不同意见：一是认为货币没有阶级性；二是认为抽象劳动不是商品经济范畴；三是认为“固定资本的周转快慢影响利润率高低”的观点不能成立。最终，这三点意见均被国内学界认同。
卫老师始终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经济学。从教60余年，他发表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例如，20世纪50年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他还运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运用按劳分配理论分析我国工资制度的弊端，等等。改革开放后，他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左”的理论与实践，后来又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现在又在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卫老师对不同学派的理论探讨和创新是赞同和宽容的，但他对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观点从不容忍。他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在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现代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卫老师曾以李大钊为人治学的事例激励学子。在一次给全校新入学研究生讲话时，他引证了李大钊的两句话，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说：“铁肩担道义，就是肩负钢铁般的担当意志，担当国家道义、民族道义、人民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要立志成才，成为具有深厚理论和学问抱负的社会栋梁。”
还应提及的是，卫老师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研讨会是教育部高教司于1985年发起的，由国内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组成领导小组，从1986年起至今，已举行30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团结全国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师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研讨会持续这么久，尤其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卫老师在其中的组织指导作用为大家所公认。2016年，在获得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后，他将1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研讨会的优秀论文奖。
二
卫老师的著述不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准确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以下列举几个他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基本理论问题。
关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问题。卫老师不赞同有些学者宣称按劳分配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按要素贡献分配就是肯定要素价值论。为此他进行了理论争鸣，私营和外资企业应是实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自然力作为生产要素也有贡献，但并不参与分配，因为没有被私人占有。从这一意义上，可不提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马克思明确讲过，资本主义经济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
关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理论。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卫老师研究最为深入、成果甚多的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存在着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论、生产资料非商品论、全民所有制内非商品关系论，但他力排众议，成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1959年，卫老师就在《学术月刊》发表论文，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认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是商品。他指出，否定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是商品，“是忽视了不同国营企业之间的独立权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们的统一面，而看落了它们的矛盾面。如果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导向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他还指出，我国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但不能够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
改革开始后，卫老师研究的重点转向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研究。他与其指导的博士生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上发表论文，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主张直接调节企业生产的是市场，而不是计划，“计划调节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是一致的。他在《改革日报》（1990年1月18日）上发表论文指出：“这种调节机制是二层次的纵向结合关系，并不是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关系。计划调节的导向作用，不会把市场调节降为‘为辅’的作用”。1990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卫兴华和周叔莲、吴敬琏的谈话，卫兴华明确表示，“市场取向的改革应当肯定。这是相对于传统体制下排斥市场体制和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而言的，是从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方面讲的”。
卫老师曾写过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论文，但当中央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他很快转向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有新意的见解。1993年，他在《阵地》（现为《前线》）上发表论文，肯定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不管是哪种经济成分参与，都一样起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机制与市场体系是统一的，不能按不同经济成分划分不同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当然，从市场经济主体来看，依然有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差别。
但是，当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时，有些学者错解中央文件的原意，宣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由此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区别。对此，卫老师发表多篇论文进行辩驳。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曾流行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卫老师一开始就对这种提法产生怀疑，并多次发表论文进行讨论。他认为，生产领域应是效率优先，优先于产值或GDP，但是分配领域不能效率优先于公平。社会主义应重视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有利于促进效率。重效率轻公平，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正是从初次分配不公形成的。
三
卫老师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准确解说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体现了他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他较早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可进行竞争进行了论证，较早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不应限于管理体制改革，还应探求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2015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一书，共计72万字。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早在2011年，卫老师就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一文，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他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理论是非问题，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制度与单一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是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混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括的内容是否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混同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应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分清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标准论与唯生产力标准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区别；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是非非；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异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等。
从2008年起，卫老师与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学者展开了论战，一直延续到2011年，他发表交锋论文十几篇。对否定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也进行了辩驳。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对立。
卫老师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同，后者是服务于革命的任务，前者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因此对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对象要有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理论认识方面还存在诸多误区和混乱；同时，也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有两个层面：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比如怎样采煤、炼钢、织布等，这是生产力的技术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研究这个层次上的生产力，而是研究生产力的社会层面。比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等，要研究怎样更好地发挥生产力诸要素的能力。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卫老师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二者虽有交叉，但不能等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将经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最后达到高级阶段，即成熟发达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而不仅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将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并且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今年，卫老师已92岁高龄了，而且病痛缠身，但其研究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几乎每年都有论著问世，在CSSI检索中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数量多年居中国人民大学之首。当时正逢北京炎热的盛夏，我晚上去他家拜访，推门进去，只见卫老师正穿着背心短裤伏案写作，他正在给经济科学出版社撰写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著作。
卫老师是带着腰疼在写作的，这让我想起他曾经的一句话：“我不赞同流行的什么老年同志要发挥余热的话，余热，表示炭火燃尽了。而我还在继续燃烧呢！”
洪银兴，经济学家，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成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0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