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学科 推动“两创”·国学学科化建设】
文中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要旨，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把传统文化于当代的传承弘扬“工程化”。通过工程化，要把世代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由观念形态转化为“文化”，使之有载体、有形式、有机制、有保障，形成有声有色、丰富多彩、持久发展的文化事业、文化形态、文化局面；要让中国人跨越时空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于当代得到实实在在的弘扬、传承与发展；要将新世纪于民间持续升温的“国学热”，由最初的一种社会思潮、继而返本开新的思想运动，再作“升级换代”，纳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大格局中。
这一伟大工程，其基础性环节是国学教育。国学教育要为国学于当代的传承与弘扬提供主体，更要为国学培育未来。
开展国学教育的核心是国学的学科化。学科化要通过课程建设、教学建设、教材建设、科研建设及人才梯队建设，为国学教育于当代的开展，凝聚办学资源，构建运行平台，提供机制保障。
《意见》的基本方针是推动国学于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国学学科化正是“两创”的根本要求。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依托学科化；传统文化的研究阐发、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也要依托学科化来进行。对于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体系而言，学科化是一种“结构性支撑”。如果缺乏“结构性支撑”，传承与发展体系、文化自信等等，就是盖在沙滩上的大厦。学科化是国学是否实现“两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
如果说，八年前由本刊发起的关于国学学科问题的大讨论，其主题是该不该解决国学学科化，那么今天的主题则是怎么办。从这种主题转化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文化自信的提升，文化自觉的增强，感受到传统文化朝着当代中国回归的步伐，坚实而有力。
我们更应意识到学科化的进程任重而道远。
在笔者看来，至少如下问题是我们必须加以应对的：
国学的整体性与学科性如何兼得？国学于近代发生了重大转型，这一转型的起点正是文史哲分科，分科迈出了国学学科化进程的第一步。八年前的大讨论中，国学界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都把文史哲分科作为国学之“对立面”来看待：国学是通学、整体之学、博雅之学，而文史哲分科导致国学被肢解，整体性被否定。故这场讨论，始终伴随着对文史哲分科之弊端的声讨与批判。于是一个两难选择出现了：要保持国学整体性，就要拒斥学科化；而国学要实现学科化，就不可能不作拆分，不可能以经史子集原有分类，“照搬”式的原样移进学科内。如何破解这个两难选择呢？显然，我们要做的，不能是二中选一；而只能是寻找鱼与熊掌兼得之策，即在学科化的进程中要想方设法，保持国学的整体性特征，使之不会因学科化而逐渐衰弱直至丧失，且要有所彰显，有所强调，有所升华。此其一也。
要建设可以与西方主流思想平等对话的学科。开展中西文明对话，一定要以学科为支撑，否则，这种对话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也只有获得学科化这个支撑，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语言学、宗教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基本学科乃东西方共有。多少年来在这些国际性学科中，几代富有文化自信与远见的中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其目标，就是基于中国固有历史、文化、学术资源与传统之上，建立起一批体现和代表文明进程中国路径的中国学派。他们的努力，价值非凡；但努力之难，难于上青天。总体来看，上述学科，西风劲吹，来自国学的声音普遍处于弱势，甚而不绝若线；国学在很多时候仅仅被视作“材料”，其在概念、学理、办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被西学的框架所碾压，合法性被剥夺。在这样的问题化背景下，如何依托学科化平台，有效地扶植、培育、壮大国际性学科之中国学派？如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学科之力？这是国学学科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此其二也。
课程设置是国学学科化的主要抓手，但怎么个“抓”法也颇费思量。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如科举、书院、宗法、礼、孝、谱牒、家训等。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这些文化形态仍然“活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代表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方式与价值理念，是基本国情，理应依托学科化，进入大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炎黄文化研究、屈原文化研究、黄河文明研究等，其领域及属性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文化，或为基因文化，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于缺乏学科的系统性支撑，这些文化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条腿走路的窘境，科研与教学相分离，科研成果无法及时地转化为教学生产力，存在着碎片化、孤立化的倾向。稷下学宫、阳明思想、船山思想等，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高度，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时代精华，早在20世纪80年代，其学科合法性问题就已解决，但直至今天，它们仍然游离于学科体系之外。更不用说作为中国古典学重中之重的经学，同样在今天的学科中没有地位。
我们要通过学科化，推动传统学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把我们的龙头文化、基因文化纳入学科体系建设；我们建构稷下学、阳明学、船山学等一大批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我们要让经学所蕴含的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在学科中绽放。
因此带来的问题是，科举、书院等若作为通识教育课的内容，应该如何进行课程设置，如何处理其与现有通识课的关系？而当炎黄学等一大批国学新学科涌进大学校园，势必与现有的文史哲分科体制，于课程设置等诸方面产生“溢出”效应。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此其三也。
此外，学科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两创”所体现的时代性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如何科学地界定国学的内涵与外延，如何按照《意见》的要求“有序推进”学科化进程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解决的课题。
通过这个专栏，集思广益，找到办法。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21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