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启涛 （西南民族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教授）
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并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车师》：“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郑）吉、（司马）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这里的“吏卒”可以理解为既有文官，也有武将和士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残片 图片由作者提供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毛诗·小雅》（《采薇》与《出车》）残片 图片由作者提供
从《魏书》卷一○一《高昌传》可知，早在汉武帝远征大宛的时代，一些疲惫的士兵就留了下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文化向西域的传播，其中一开始可能就有儒家文化。汉文化先在这些军事要塞里流传，随着要塞的城市化、内地兵士的定居及繁衍，流徙的刑徒的到来，特别是魏晋以及西晋末年，各类汉族移民数量不断增多，迁徙时间和地点相对集中，迁徙地与原居地的联系非常紧密以及汉移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若干优势，汉文化肯定在西域传播开来，甚至在吐鲁番等地方成为主流文化。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高昌传》：“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周书》卷五○《异域传下》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
这种军事移民还发生在西域的其他地区，比如楼兰。早在晋代，儒家文化就通过帝国派驻的官兵和随军家属在楼兰地区盛行开来，我们可以从书信中看出来。书信是最能够道出人间实情的，楼兰简第120号Or8212/1399b（无原出土编号，淡黄纸）《晋残信札草稿》：“（前缺）亦（后缺）（前缺）看也（后缺）。（前缺）仲尼□□居卿（后缺）（前缺）奈何。念□□卿（后缺）。”这里面出现了“仲尼”二字。这件文书是斯坦因1913年至1915年间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获楼兰汉文文书。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五胡内迁，中原人口大量流移，而西北凉州境，自武威至敦煌，再到高昌，却比较安定。《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言：“秘书监缪世徵、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这导致了一种后浪推前浪式的移民潮。首先是中原汉人迁移到敦煌等西北地区，敦煌汉人又迁移到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地区。中原向河西移民、河西之间的移民、河西向西域的移民浪潮一直没有停止，早期移居西域的“汉魏遗黎”，有相当一部分是敦煌、凉州一带人氏。北魏灭北凉时（439），北凉后主兄弟率户万余家，自敦煌北奔高昌。所以，高昌上至诸王豪族，下至黎民百姓，与敦煌、凉州渊源甚深。这些移民一直以华夏文化为自己的最根本信仰，甚至视自己为晋之正统，虽然河西和西域屡易其主，但对汉文化的认同不忘初心。
不仅如此，西域的近邻北魏也崇尚儒学，这对西域一带的儒学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正史中，明确记载了高昌国向北魏王朝求借经史的细节。《魏书》卷一一《高昌传》载：“（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肃宗许之。”儒家经典从北魏引进高昌，高昌王麴嘉居功至伟。《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高昌》载高昌人将孔子等人画像挂在厅堂：“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实这一习惯可能也来自北魏。《魏书》卷六五《李平传》：“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魏书》卷七九《刘道斌传》载道斌任恒农太守时：“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再请比较《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永宁寺》：“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高昌受北魏的影响甚巨，高昌官职“绾曹郎中”就来源于北魏，“绾”是个典型的北魏汉语词，“绾”具有“掌管、统领”义并用于行政术语中，最早见于《魏书》和北魏墓志。
如果说古代西域的儒学受到河西和北魏的影响甚巨的话，这还只是其外因，古代西域的儒学兴盛还有一个内因，那就是教育的发达。1966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9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西凉时期的文书，编号为66TAM59:4/4-2（a），文书的现存文字是：“嘉（兴）（四）（年）（后缺）博士颉。□凌宋（后缺）。”文书有勾勒，“嘉兴”是西凉李歆年号，嘉兴四年即公元420年。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在西凉时代，郡即置博士。由此可知，西凉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在传世文献中也得到印证。《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庚子五年（404），西凉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有西凉秀才对策文可资比较。75TKM91:11/5《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存70行，楷书，这是一个写本残卷，内容是关于西凉建初四年三个秀才的对策，主持策试的主考官是西凉王李暠。策试涉及《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还涉及《战国策》《史记》等史学典籍，充分说明了当时吐鲁番注重经史的传统。
古代丝绸之路的儒学还受到梁朝的影响，唐西州的孔氏本《论语》郑注并非来自中原，而是来自高昌国，而高昌国又可能是从梁朝引进的。
在高昌国时代，儒家文化的普及深入人心，不仅有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有大众化的知识普及，97TSYM1古写本《易杂占》是阚氏高昌时期（460—488）写本，是依托于易学理论的通俗化占书，与儒家典籍《论语》《孝经义》一起单独折叠放置于墓中。从麴氏高昌的第一代王麴嘉起，就设有博士以教授儒家经典（见《魏书》卷一○一《高昌传》）。这一点在墓志中也有反映。黄文弼掘《高昌延寿十一年（634）唐阿朋墓表》：“延寿十一年甲午岁，九月朔庚午，廿六日乙未，镇西府交河郡□为交河堓上博士，田曹参军唐阿朋，春秋七十有六。”72TAM194:2《唐开元七年（719）张行伦墓志》：“其增，高昌伪朝授明威将军，祖，伪朝授通事教郎。盖慕儒风，妙娴经吏……父，余风袭善，固学靡穷，清直克彰，名驰礼阁，伪朝授太教学博士，皇朝授交河县尉。”
在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文献中有“义学生（义斈生）”“私学生”，即私家学习儒家经义的学生，也指官家或私人出钱资助（供给食料），免费上学的学生，包括乡里坊巷之学生以及私塾等。67TAM363:8/1（a）之一一《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其题记曰：“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67TAM363:8/2（a）之二《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其题记曰：“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
古代吐鲁番人注重儒学教育，这从墓砖、蒙书和人名、地名可以看出。在不少高昌国时期的《墓表》里，生动地记述了这里的达官贵人的儒学修养。78SLM《高昌延和三年（604）巩孝感墓表》：“故田曹司马（巩）孝感，禀赀温雅，志行贞廉，英风远迈，器量弘深。爱敬出自初年，聪朗彰于廿岁。玩诗书以润身，研礼典以崇德。可谓雍穆九族，攸邦之轨则者耶。”64TKM12:1《唐龙朔四年（664）宋怀仁墓志》：“禀性聪敏，立志忠诚。敦友季□，孝于父母。秉冰玉而为性，慎在四知，（持）水镜而为心，谨于三式。闲于孝训，（重）礼敦诗，文武兼知，志存礼让，勤劳公事，仁智□彰。”73TAM113:1《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张顺墓表》：“出忠入孝，令闻宣著。”在高昌国时代，人死后陪葬品也是儒家经典《孝经》，72TAM205:2《高昌重光元年（620）缺名随葬衣物疏》：“《孝经》一卷，纸百张。”随葬《孝经》的细节还见于73TAM116:19《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随葬衣物疏》、73TAM517:24《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武德随葬衣物疏》。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唐高宗时代，我们发现记载此俗的最晚一件文书成书于唐显庆元年（656），2004TMM102:4+2004TMM102:6《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孝经》一卷，笔研具。”
从吐鲁番出土蒙书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响。大谷3167、3169、3175《太公家教》是唐西州学生的抄写本，其用典多来自经史文献，主要宣扬儒家的忠孝、礼义、尊师、重贤、修身、勤学、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思想。
不仅如此，古代吐鲁番的人名和地名也体现了他们对儒家文化“忠孝节义”观念的信奉。先说人名。73TAM524:34（b）《高昌章和五年（535）令狐孝忠妻随葬衣物疏》有“令狐孝忠”，73TAM524:33/3（a）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三）《小雅》（《菁菁者莪》与《六月》）题记有“王孝文、唐文德”（本片背部残剩“文孝”等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藏《新疆吐鲁番新出唐代貌阅文书》所列人名有房义融、赵尽忠、东慎之、蔡自谦、左文善、焦贞谅、焦寿、陈思忠、杜敬宾、冯仁德、杜宋直、唐贞、陈忠寿、弟干寿、白仁意、房礼、冯仁憙等。再说地名。63TAM1:11《西凉建初十四年（418）韩渠妻随葬衣物疏》有“孝敬里”，2004TBM113:6-1《唐龙朔二年（62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有“顺义乡敦孝里”，均其证。
高昌国的佛教寺院也讲授儒家的“孝”道。60TAM313:07/3义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经解》残卷存五行，第一行抄有“孝经解”三字墨书，当为标题，第二行以朱书记述抄写之人云：“释比丘戒妙，孝经一。”
此外，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还有一些宣传儒家文化人物的正史写卷，这也证明当时此地对儒家文化的信仰。比如，德国国家图书馆就藏有唐朝前期抄本《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之残片。
唐太宗继位后，对儒学高度重视。《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四年”条：“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可见唐朝未灭高昌之前，高昌国依然派学生前来唐帝国学习儒学。
唐灭高昌建立西州，对高昌人的怀旧情愫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包容。由于高昌的儒学长期受到北魏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北方儒学特点，与唐代融通南北的儒学还有所不同。我们相信在唐灭高昌的一段时期内，原有的高昌儒家经典和注文还会存在下去。难怪唐西州的《论语》有那么多的郑氏注写本，有不少《急就篇》写本，但同时又有大量的《千字文》《开蒙要训》写本，这些都说明，唐西州的儒学既有唐代儒学的总体特色，又有高昌国时代传下来的地方特色。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03日 11版）
